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緩,已從1990年到2008年間平均增長7%,降至2009年到2015年間平均增長3%的水平。在貿易和投資增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但以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卻不惜逆經濟全球化趨勢而動以求自保,極大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首先,貿易保護主義成為發達經濟體維護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加之美國帶頭拼湊碎片化、排他性貿易和投資安排,使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經濟全球化出現遲滯甚至逆轉趨勢。

其次,為了應對債臺高筑問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不得不實施緊縮財政政策。同時,它們又試圖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當刺激經濟的努力失敗而債務規模卻進一步加大時,就有可能誘發嚴重的債務危機。

再次,發達經濟體在后危機時期紛紛加強金融市場監管,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但特朗普試圖以讓金融業更好助推經濟復蘇為借口,放棄已達成的金融監管法案,這有可能導致投機性交易和炒作,引爆新一輪金融危機。

最后,美聯儲再次提息預期也在打亂世界經濟復蘇進程。除了會導致美元升值加快,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加劇外,提息還將嚴重抑制美國企業出口,導致債券市場劇烈波動,進而危及美國經濟,甚至抑制世界經濟復蘇。

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行為對自身乃至世界經濟的潛在影響,國際社會有必要共同采取措施加以應對。作為負責任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當然會為克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做出努力,在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基礎上貢獻中國智慧。

其一,在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同時高度重視結構調整政策。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而言,僅僅利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實現經濟復蘇遠遠不夠,比如,如果美國在債務負擔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硬推減稅和增大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勢必加大債務危機風險。這時,就需重視并借助結構調整政策的作用。中國已經提出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結合起來,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充分利用新技術革命的成果,幫助非洲國家和最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實現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性增長。顯然,中國方案有助于克服發達經濟體某些行為可能產生的消極后果。

其二,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為了克服世界經濟復蘇面臨的不確定性,中國努力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要繼續推動國際規則和治理體系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反對一家獨大和贏者通吃,同時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三,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某種程度上阻滯了經濟全球化進程,部分國家違背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原則,拼湊碎片化、排他性貿易和投資安排,更加劇了經濟全球化的逆轉,這無疑不利于各國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發展。要實現世界經濟的復蘇,必須重振經濟全球化。中國一直在為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開放、交流、融合而努力。比如,去年召開的G20峰會就通過了中方倡議的《二十國集團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和《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為降低貿易成本、促進貿易和投資政策協調、推動服務貿易、加強貿易融資、促進電子商務發展、處理貿易和發展問題等重大貿易和投資發展目標提供了長期穩定的機制保障,為促進全球貿易和經濟可持續發展,重振經濟全球化指明了方向。(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