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有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豳風·七月》），說的是春天的太陽暖洋洋地照在往來行人的身上，道路兩旁的黃鶯發出清脆的啼叫聲。可見，春天是一個令人心生愉悅的喜慶時節。花朝節、上巳節等節日也都在春天，無論男女老幼，皆外出游春，又或稱為踏青。在這之中，最為著名的莫過于一千六百余年以前在浙江紹興的踏青活動——“蘭亭修褉”，而王羲之為之紀念而作的書法作品《蘭亭集序》更是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流傳后世。從“蘭亭修褉”衍生而出的文人雅集活動不僅為后世所繼承，而且成為藝術史中重要的繪畫題材之一，北宋李公麟就曾繪《西園雅集圖》并作《西園雅集圖記》。同樣詩畫相通的還有唐代詩人杜甫的“三月三日天地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麗人行》），《虢國夫人游春圖》《八達游春圖》等作品便是最佳印證，以詩入畫，反之，詩亦如畫。

早春圖（中國畫） 郭 熙（北宋）

不光春日的節慶通過文人墨客的詩文畫筆留下了痕跡，后人通過郭熙的《早春圖》同樣可以一窺北宋初春時節春寒料峭之景。郭熙，字淳夫，據《宣和畫譜》所載其“乃河陽溫縣人，為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郭熙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而最輝煌的時期，則是在神宗熙寧年間，其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宣和畫譜》）。作為熙寧年間十分活躍的宮廷畫家，他所創作的山水畫，在一段時期內深受宮廷內外的歡迎。

《早春圖》是郭熙流傳有序的重要存世作品之一。這幅圖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畫軸縱158.3厘米，橫108.1厘米，絹本雙拼成幅，水墨淺設色。畫左中間部位署款“早春，壬子年郭熙畫”，現“熙”字處已殘損，不易辨識。署款處鈐有“郭熙筆”長方朱文印。而畫中所署壬子年即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此畫正是郭熙晚年之作。我們也由此得以通過實物一窺郭熙晚年的山水風貌。

在《早春圖》中，郭熙用他的畫筆為人們創造了一片紙卷上的春山寒林。他曾經提到，在山水畫的創作中，要分清四時的差別——“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林泉高致》）。我們在《早春圖》中，仿佛可以看到這種澹冶的環境和“笑”的動態，正是這種環境和動態，渲染出畫面寧謐而生機勃勃的氛圍。而這種氛圍的營造又得益于《早春圖》的全景式構圖，巧妙地將他所提倡的高遠、平遠、深遠“三遠”表現手法融為一體。

畫面中的主體為呈“S”狀盤旋的巨大山巒，與左右峰巒結合。主峰結頂一筆施以濃墨，形成上有蓋、下有承、左有據、右有倚的高低起伏之勢。山體多石而少土，是典型的北方大山。山巒頂部以尖頭點繪制雜樹、荊棘等，其間墨色深淺變幻，主次有別，使山巒得以潤滌。畫面中的樹木都沒有茂密的枝葉，而那種“有枝無干”的樹木，也是郭熙畫風的一個標志。至于那被描繪為蟹爪一般的樹枝，更是郭熙畫派的經典象征。山體坡腳處則施以卷云皴，層層交疊，體現了山石的厚重穩健之姿。山勢雖在畫面中部被云霧隔斷，卻絲毫不掩其硬氣，從近山看去，山脊挺立而分明，予人坦身露體、直面蒼天之感。這正是郭熙所說的“自近山而望遠山”的“平遠”法。值得一提的是，郭熙生于河陽溫縣，即今天的河南孟縣。此處北依太行與山西省接壤，南臨黃河與鄭州、洛陽相望。因此，郭熙筆下的峰巒溝壑與枯樹寒林，也明顯具有華北地區的地貌與植被特征。

在《林泉高致》一書中，郭熙還提到“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畫中出現的大面積水域有三處，分別在畫面左上方以及下方左、右；此外還有多處泉瀑。畫面下方左右兩邊各有一湖泊，皆有漁人停舟登岸。左邊有一婦人懷抱嬰兒，手牽著一個黃發垂髫的小童，婦人回首望著身后挑擔的男子，而童子則似乎被前方歡脫的黑色小狗所吸引而趨步向前，一幅春游歡愉的還家場景。畫面右邊則是兩個正準備登岸的男子，左邊的男子手中拄著竹篙，抬頭好似凝望著眼前的高山，這便是“自山下而仰山巔”的“高遠”；右邊的男子則低頭擺弄漁網，船上依稀可辨魚簍等物，春江水暖漁人先知。

在兩男子上方，還有垂瀑三疊，是春來解凍的清流，源頭活水，寓示勃勃生意。與畫面中其他處多枯枝不同，此處樹木已發出嫩芽，雖沒有江南春來常見的桃柳相映，卻可以從山中煥發出的裊裊春霧中嗅出一絲冬去春來的暖意，正如畫面右上角乾隆題詩所言“樹才發葉溪開凍，樓閣仙居最上層。不借柳桃閑點綴，春山早見氣如蒸”。

畫幅中的第三處水域位于畫面左邊的被虛化的遠山與層層淡墨渲染的天空中間，隨著一淙泉水緩緩流下，使得觀者的目光隨著流水為棧道上的行旅及樵夫的身影停佇，三人之間因前方男子的回首而產生互動。正是透過他們進山的腳步，我們“自山前而窺山后”，得到“深遠”的視覺效果。縱觀畫面，正在活動著的共有三組9人，無一例外都表現出人的渺小與山的偉岸。可見，在郭熙畫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雖仍然強調從北宋早期就已形成的“大山堂堂”的構圖模式，但更加強調畫中的人文氣息，他想畫的是一處君子渴慕的林泉之所。

而這也正是郭熙所確信且世之篤論的“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的背后是可游、可居，且并不僅僅是身體，更是一場心靈的旅程，對山川毓秀的描摹，內化成為一種對君子理想人格的追求與光陰往還的感嘆。古往今來蘊含在上下四方的小小畫絹中，使得山水成為天地，天地化為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