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不是“美文”的匯編 課文的改動是為教學的需要

在余黨緒看來，人們對語文課文中的“錯誤”寬容度偏低，還跟人們一直以來的觀念有關：教材是一個范本、一個標桿。所以有人會說：有那么多優秀的文章為什么不選，偏偏選中這些文章？

“其實，教材首先是為教學服務的。”余黨緒說。比如，魯迅的一篇文章出現了增減就會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而選用教材的人更多是從對學生語文能力培養的需求出發的，可能恰好魯迅的另一篇文章更合適。

“前兩年甚至有人說魯迅已經被趕出語文教材。這是誤解。”溫儒敏說，事實上，課程改革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選擇性，原來高中3個學年必修課，改為1.75學年，而選修課占1.25學年。必修課總課時少了，自然也要對課文數量進行調整，這是很正常的。魯迅的文章在必修課中減少了，有的放到選修課了。在入選課本的作家中，魯迅仍然位居第一。

“社會上的很多討論可能更多地站在文學的、社會的，或其個人趣味的角度上，而非語文的角度。”余黨緒說。

“教材不是美文的匯編。”溫儒敏說。“教材選用課文，特別是小學語文課文，很多都是經過修改的，對選文做少量必要的改動，并非顯示編者‘高明’，主要是為了適合教學的需要。”特別是小學低年級的課文，為了認字的安排，改動是常有的。過去葉圣陶主編中小學教材，對選文也是要做修改的。比如《最后一課》，幾乎就是根據原作重寫。原來初中選過文言文《口技》，原作有些內容涉及夫婦的情事，選入課文肯定不合適，就刪節了。

溫儒敏教授同時還是“部編本”語文教材（“部編本”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組織編寫的教材）的總主編，他介紹，這次“部編本”課文凡有改動，會在注解中說明。教材編寫對原作的改動非常慎重，若原作者健在，改動都經過作者的同意，有的還會請作者自己動手來改。而經典作品一般是不作改動的，若有某些表達不合現今“規范”，在注解中加以說明。

教材只是教育的工具 教師不能被工具左右

“說到底，課本只是教育的一個方面，是教育教學的一個工具而已。”連中國老師說，真正打動人心的不僅是課本呈現的那一點點。教育是立體綜合的，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師生相處，這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更為重要。

不少一線教師認為，當教材中有些內容被質疑的時候，教師完全可以把這作為一個教育契機進行討論，甚至可以讓學生由此形成課題研究。

“孩子需要判斷力。”余黨緒說，利用這些課文正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在引導孩子正視錯誤、研究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孩子自然就會成長。

余黨緒介紹，我們的教育容易簡單化，為了達到一個結果往往忽略了過程的教育意義，仿佛我們的教育就是為了告訴孩子一個“正確答案”。比如，我們在小的時候經常聽到這樣的教育：只要你讀書用功了將來就會成功。“而當我們成年之后才發現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如果當孩子小的時候把用功和成功之間的關系講清楚了，孩子長大之后面對挫折和失敗的時候內心就會增加很多平靜和坦然。”余黨緒說。

其實教育者也沒有必要那么緊張，因為“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哪篇文章是必須要看的。”連中國說，我們的教材中有那么多優秀的作品，把這些作品的價值全部挖掘出來就已經非常棒了，沒必要在個別存在質疑的課文上糾結。教材是工具，教師不能被工具左右。

連中國老師介紹，他曾經陪自己的孩子一起讀過一篇小學教材上的課文，文章非常短小：

小鴨說：“媽媽，您帶我去游泳好嗎？”媽媽說：“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過了幾天，小鴨學會了游泳。

小鷹說：“媽媽，我想去山那邊看看，您帶我去好嗎？”媽媽說：“山那邊風景很美，自己去看吧。”過了幾天，小鷹學會了飛翔。

“誰都知道兩個故事是假的。”連中國說，但是這個故事傳遞給孩子的東西卻是真的、美的。如果教育者能在教育過程中再進一步深入，“鴨媽媽”和“鷹媽媽”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其實也是有很多掂量、擔心和忐忑，那么孩子在學習這篇課文的同時也就學會了理解家長的不容易，“孩子就成長了”。（記者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