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瑛打牌有個習慣，起牌的時候不看牌，扣著沿桌邊擺一排，等13張抓齊了，一起翻開來看，她喜歡這種通觀的感覺。只要碼起來有某個大番種的模樣，她就會朝那個方向努力。

田瑛在比賽中。

很多牌友在行牌過程中禁不住吃和碰的誘惑，又怕打生牌給別家放和，所以選擇“短、平、快”的打法，湊夠8分馬上和牌。田瑛會一意孤行，冒著點炮的危險拼一把，她拼出過不止一次“十三幺”。

“做出大牌的時候特別有成就感，一整天都會心情愉悅。”田瑛說，競技麻將不掛彩頭，有些打慣休閑麻將的牌友剛接觸競技麻將覺得沒有刺激沒意思，但是一旦上手了幾乎沒人再打休閑麻將了，因為“太簡單了。”

閻文英學打牌的經歷和田瑛很像。1998年，他從西安科技大學退休，做了幾十年的地質系老師，常年帶著學生到處勘測。“突然就退休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心里空落落的。”

閻文英十幾歲離家讀書，至今保留一口純正的河南鄉音。牌友們經常逗他，遠遠地模仿河南話沖他大喊“閻（四聲）老師”，他也不惱，慢悠悠走過來問一句“恁干啥？”

跟朋友學會了打麻將，閻文英的生活充實起來。“這個東西真上癮，一天不打真想打。”學校的棋牌室每天下午兩點開門，他中午吃了飯就去等著，“去的晚了就沒有座位了。”偶爾有事沒有占上座，心里就著急，打不上抽空也得去看兩把。

他有一套打牌的順口溜。“牌從門前過，不如摸一個”，所以不要輕易吃牌碰牌，多摸一摸才能變換更多牌型；“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所以單調將必須慎之又慎。

閻文英攢了一箱子打麻將得的獎狀，最輝煌的一次是2015年去韓國參加世界麻將錦標賽：團體冠軍、個人第十名、單局最高分，他連著上了三次領獎臺。

這次南昌的比賽，他打得“一塌糊涂”，快80歲的人了，“年齡不饒人，明顯感覺退步了，以前反應可靈活，現在都遲鈍了。”這話聽著悲傷，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噫——不過打麻將這事兒，上了賊船下不來啦。”

“坐著飛機出國打麻將”

火車上的牌手們一點也不像是要去參加比賽的緊張樣子，更不像一群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們吃飽喝足了三三兩兩湊著聊天，一個個嗓門洪亮、中氣十足。

田瑛拿手機抓拍沿途的風景，綠油油的菜畦夾著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發給兒子，歡喜的表情讓人想起出門春游的小學生。

十幾年來到處參加比賽，習慣了出門遠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離。走到哪里先打牌，后旅游，玩夠了才回家。二十多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沒有一個用老年手機，戴上老花鏡，拿起智能手機，照片、微信、朋友圈一個比一個玩得溜。

王桂英常說“貪玩的老人不會老”。

陜西團所有成員合影。

2005年，世界麻將組織在北京成立。2007年，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參加了在四川舉行的首屆世界麻將錦標賽。競技麻將在世界范圍內培養了一批忠實擁躉。國外也開始舉辦各類麻將比賽，邀請中國選手參加。因為“陜西競技麻將牌友聯誼會”成績突出，名氣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請。西安牌友們也“坐著飛機出國打麻將”，他們的口號是“以牌會友，外加旅游”。

西安牌友在國外的比賽中取得過不錯的成績：2012年中日交流對抗賽亞軍，第四屆麻將世錦賽團體冠軍、2016年奧地利公開賽冠軍、季軍。他們也有發揮不好的時候，2013年受邀參加法國麻將邀請賽僅獲得團體第四名；2014年，在法國舉辦的麻將歐錦賽上，他們遭遇了最嚴重的滑鐵盧。這次比賽，他們個人最好成績第30名，團體最好成績第37名。

雖有遺憾，她們也沒太在意，輸贏對她們來說遠沒有“玩得開心”更重要。萬沒想到還在返程的路上，網絡輿論攻擊已經如潮水裹挾了她們。

“丟中國人的臉。”“為什么不讓我二姨去參加比賽。”“跟國足一個水平。”

回國后，面對接踵而至的媒體，大媽們委屈得直哭：“網友根本不懂競技麻將的規則就亂罵人”；“怎么能拿我們跟國足比呢？國家花了多大的財力物力支持足球，我們出來比賽的錢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閻文英看得心寒，“麻將在國內官方的比賽中沒有一席之地，我們出國參加比賽也沒人重視，贏了是應該的，輸了卻一片罵聲。”

低落情緒持續了一陣子，媒體的報道和解釋收獲了部分體諒和理解。牌友們按捺不住牌癮，再次出發了。

“外國人雖然起步晚，但是他們一開始就是按規則學的，非常規范。”田瑛說。國外的選手很多是年輕人，頭腦靈活，牌技長進很快。他們的賽場特別安靜，只能聽到五個發音蹩腳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參加中日麻將交流賽獲得亞軍。一名日本牌手親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別送給冠亞季軍。“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繡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國人對麻將的熱情，作為中國人，她從心底里希望麻將能源遠流長，發揚光大。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干部活動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節過后第一次打牌的場景都讓王桂英感動。大冷的天，幾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著過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趕過來，互相一見面上來先擁抱，“那么長時間沒見，都想得慌。”

對王桂英們來說，“聯誼會”的意義已經遠遠不只是牌搭子，而是點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這種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關系里，他們玩笑、打鬧，甚至拋棄了年齡和社會角色，只有麻將、旅游和快樂。

田瑛說，她打麻將以來，性格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她內向憂郁，在各種各樣牌友的帶動下，她越來越開朗活躍，偶爾還搶著講話。

她祖籍山東，隨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到了蘭州，畢業分配進入航天系統做工程師。她先在北京中關村待了五年，之后隨單位搬遷到西安臨潼，在閉塞的廠區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帶大了一兒一女。

這次去南昌參賽，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國比賽，也全是自費，平均一次一萬多兩萬元。旁人議論他們為了打麻將花那么多錢，田瑛說，“我們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輩子苦，該給國家和家庭奉獻的都奉獻了，現在還有點時間，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友祝旭清對此總結說，他們這支以離退休干部為主要成員的隊伍，精神需求比物質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閻文英從北京礦業學院畢業，分配志愿上，他寫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背著行李卷，提著裝標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從1966年到1992年，他帶著學生在地質隊和礦上實習，走遍了祖國“大好河山”。

現在他跟著牌友們再次踏上征程。“一出來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煩心事都丟在腦后了。”多數地方對他來說都是故地重游，“幾十年過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別不一樣的感覺。”

南昌的比賽，陜西隊集體牌運不順，團體和個人一個名次也沒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兩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緊了，一張也不給打。”或者“哎呀我不該給他點那個炮的”。

比賽結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車等在賓館門口，他們要分兩路去廬山和井岡山。4天后，他們會返回西安準備下一次征程了。這兩天，山西還有一場新的比賽在等著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