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以義合者也”。這句引文，出自魯迅的雜文《朋友》，收入他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引文的出典，是朱熹為《論語·鄉黨》寫的一條注釋。這里的“義”，當然不應理解為江湖義氣，而是指合乎正義的行為和事情。

筆者想起這個話題，是因為有些讀者誤認為魯迅性格峻急，“多疑善怒”，在生活中一定是孤家寡人，沒有朋友。對于這個問題，魯迅1936年2月21日在致曹聚仁信中是這樣回答的：“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所謂“大”，指的就是為國家、民族、民眾的共同立場和共同目標。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會上，魯迅談到革命營壘團結的必要條件，就是要有為工農大眾的共同目的，而不是只考慮小團體甚至個人。有人喜歡在魯迅和郭沫若、茅盾的關系上做文章。魯迅的回答是：“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所謂“小”，當然指的是小節，包括不同的性格、氣質、愛好。比如翻譯家、佛學專家徐詩荃，早慧多才，19歲在復旦大學就讀時即開始結交魯迅，1932年至1934年期間往《申報·自由談》大量投稿，不但要求魯迅轉寄推薦，而且要求魯迅謄抄，將原稿寄還，使魯迅“殊以為苦”。魯迅雖然跟徐詩荃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也覺得替他抄稿既費力，又費時，但因為他天賦極高，舊學甚博，仍替他轉寄了一百多篇文稿，還主動替他校對了一本譯稿《尼采自傳》。只是在給《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的信中訴苦說：“此公脾氣頗不平常”。這就是魯迅愿意結識天下各種古怪英雄的一個例證。

在社會各色人等中，魯迅最樂意結交的是青年，特別是性格耿直，或帶點“野氣”的青年，前者如胡風，后者如蕭軍。他們當年雖涉世未深，失之于粗，但爽直、透明，跟他們交往不必設防。魯迅最討厭的是扭扭捏捏的江南才子，或遍身謀略、深不可測的人。魯迅最為敬重的朋友是柔石、韋素園一類的人。他們奉行“損己利人”的道德，甘做樓下的一塊石料，園中的一撮泥土。這跟魯迅的“人生計劃”一樣，“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1935年12月14日致周劍英）

當然，同為青年，也是流品不齊，魯迅與青年交友也有上當的時候。但魯迅仍然表示：“即使第一次受騙了，第二次也有受騙的可能，我還是做，因為被人偷過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兒。”（1935年10月4日致蕭軍）

（作者系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