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書房”二字在我心目中無異于不敢問津的奢侈品。當時全家三代五口人擠在一起，住房面積由最初的十幾平方米到20多平方米，再到60多平方米。居住條件雖然不斷改善，但畢竟騰不出一間獨立的房間做我的書房。熟識我的人會知道，我的《民族魂》一書就是在樓房過道一臺縫紉機的臺面上寫完的。我每當看到文人雅士坐擁書城，擺弄著文房四寶，懸掛著名人字畫，難免生羨慕之心，但卻從來不妒忌和怨恨。盲目攀比徒增心理垃圾，我懂得這個生活哲理。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的住房更寬綽了，但其中有喜有悲。因為含辛茹苦養我成人的老母已魂歸凈土，我們夫婦含辛茹苦養大的兒子又先后獨立成家。在老伴的鼎力支持下，將家中一間20多平方米的臥室改成了書房——不過還得兼做餐廳和會客室。夜闌人靜，老伴入睡，我獨坐書房，舞文弄墨，也常有冷清之感襲上心頭。

我不是收藏家，從來舍不得花大錢去購買孤本秘籍，只不過畢竟在學術圈混了三四十年，總會有一些靠它吃飯的專業書、工具書以及一些師友贈書。師友中又不乏知名人士，所以我還攜帶著冰心、蕭乾、蕭軍、臺靜農等人的簽名本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搞了一次書展。我沒估算過現有多少藏書，反正這些書已經擠滿了書房的四壁。書架有六七層，每一層又擺著雙排書，但還是不夠用。眼下擺不下的書已堆在書架的邊緣和書房的地面，還有一些只好裝箱存放到兒子家的涼臺和雜物間。書一旦裝箱，就與廢品無異。

老伴頗以這些書為苦，因為它們強占了太多的空間，影響了其他家庭成員的生活品質；但又萬分無奈，因為“書到用時方恨少”。我是科盲，不會在網上收集資料；又腰痛腿乏，無力到圖書館看書。因此家里這些書就成為了我唯一的資料來源，這些書幫助我釋疑解惑，讀起來是一件快事，但查找起來卻異常艱難，甚至有時要付出“血的代價”。

我跟其他人一樣，書籍上架時當然會有一個大體的分類，但久而久之，界限就越來越模糊。書脊上的字原本不大，再擺到高處，辨認起來更加吃力。這就迫使我有時不得不站在凳子上或梯子上找書，稍一不慎，書架上的書就會像山體滑坡似地轟然坍塌，不僅嚇自己一跳，還免不了驚動跟我只有一墻之隔和一板之隔的鄰居。說付出“血的代價”也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圖省錢，我的書架是“私人訂制”的，所鑲玻璃全部沒有磨邊。打開書架門時，稍一著急，手就會被鋒利的玻璃邊劃開一個口子。我眼神不濟，加上笨拙，被劃得血流如注的事情數次發生，有一次夜間還不得不去復興醫院看急診。

書房雖然常使我受些無妄之災，但我仍然離不開它，就好像一對歡喜冤家，常常爭吵斗氣，但仍然難離不棄，廝守終生。我住的樓房老舊簡易，既無電梯，又無物業，老伴每次上樓都得緊拽樓梯扶手，以資助力。如果發生了水管堵漏，或門窗受損一類生活細事，常常求助無門。優點是地段適中，位處首善之區的核心地段，離著名的釣魚臺國賓館只隔一條馬路，所以樓房雖有近40年壽命，仍能賣出一個高價。因此，只要賣掉老窩，我完全有經濟實力到僻遠地區買一套高檔住所。令人糾結的就是這間書房，挪動一下太麻煩，難以讓搬家公司越俎代庖。老人因裝修搬遷發生意外的不乏其例，所以看來我此生只好跟這間簡陋的書房不離不棄了。記得當年老作家蕭乾住在復興門外一處樓房里，他是文史館長，完全有條件搬進新居。但他斬釘截鐵地跟我說：“我的書房搬起來太費勁，這輩子無論分給我什么房子我都不搬了。”不覺間蕭老已過世多年，如今他的老伴文潔若老師還守著那個舊樓，那間蕭老的書房……

（作者系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魯迅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