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央企擔任技術員的張明和在私企當高管的王智慧，都來到了距離家鄉100多公里外的北京生活。在這座大都市里有許多雄安人打拼的身影。一批來自張崗鄉和雙堂鄉的雄縣人在北京回收廢舊塑料、銷售電線電纜。

生長在水邊的安新人則對魚比較了解，他們一般活躍在北京的四道口、新發地水產批發市場。在安新縣城經營汽修店的鄧帥，有次去北京找朋友玩，才發現這些老鄉大部分租住在老舊小區或地下室內，無論冬天還是夏天，凌晨三四點就得起來去市場賣魚。“在家里也賺得到錢，但是市場比較小。北京是大城市，發展空間也大，他多吃點苦，掙到錢以后在家里也可以蓋房子了。”鄧帥說。

更早的上世紀80年代，雄縣人為了脫離農業，不再種地，首選的城市也是北京。張勝民說，當年他們村出去做生意的年輕人，全住在酒仙橋一帶，“那時候全是荒地。”這些雄縣人，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賣一些瓜子、花生和水果。

不過，在張勝民的印象中，這些人里只有極個別的留在了北京。比如他的一位同學，“最早在北京蔬菜市場賣菜，后來搞批發，現在站住了行業，每天飛來飛去的。”更多沒有文化、也沒有長遠考慮的雄縣人，只能抱著掙點錢過日子的想法，最后又都回到了家鄉。

新區給小城帶來了機遇

作為在外闖蕩近30年的雄縣人，張勝民最關心的不是房產，而是未來具體能夠做什么。“聽說有坐飛機過來買房子的，我們就樂了。政府這次（控制房價）的措施太好了，對本地人有好處，對未來的年輕人更有好處”。

張勝民告訴記者，他14歲時就輟學去了北京，一開始賣羊肉，后來又去建筑工地當小工，“一天掙4塊錢，樂壞了。”2001年時，他曾經干過一年包工頭，結果由于不懂管理，底下的人起了內訌，也沒有落著錢。

直到進入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當司機，張勝民才算摸著了門道。那段時間，張勝民做過車隊長，也做過工會副主席。招進來新員工后，他就會帶著這些人去北大清華聽免費的課程，跟高學歷的人接觸，轉變思維。

張勝民想過留在北京，但因為買不起房子，還是在2012年回到雄縣。受上一家單位的影響，他把創業的目光投向了健康領域，先后在縣城內開設了一家凈水機代理店和一家近視治療機構，但一直不大賺錢。這次借著新區的機會，他又想到了兩個創業點子，一個是餐飲，一個是包含保姆、招工在內的各類中介。

更多雄安的年輕人，從新區看到了商機。安子龍最近一直忙著在容城倒騰東西，車、車牌、公司營業執照都賣。由于最近的行政區劃變動，包含容城字眼的牌照也被炒上高價。原來安子龍辦理容城開頭的營業執照只用了700元，但現在已經有親戚想花兩萬元買下它。

為了轉行影視不惜辭職的張明，在仔細研究雄安新區的發展規劃后，也萌生了新的想法。張明告訴記者，他現在也想去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公司體驗一下，因為這兩類工作都能和雄安新區智慧城市的定位結合起來。

對于供職于中核集團的楊冰來說，現階段只能靠轉發“尋找張英森”的文章過過癮了。這個被杜撰為在雄安新區成立前，賣掉老家住宅購買北京商住，并馬上接到公司通知搬入新區的“2017年最悲催人物”。不過，楊冰告訴記者，如果集團公司選擇遷入雄安，他必然會回來建設家鄉。

雄安來了，原有的工廠怎么辦

從新區成立的狂喜中逐漸冷靜下來的雄安人，開始關注他們將要面臨的一系列變化。

一份刊登在雄縣政府網站的資料稱，雄縣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裝印刷基地，2015年從業人員5萬余人。但這些當地政府的納稅大戶和就業支柱，也給當地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在雄縣做塑料生意的王強告訴記者，他平時會從北京天津拉來廢舊塑料，然后化成半成品，再銷售給雄縣生產塑料顆粒的企業。他覺得雄縣新區成立后，勢必會關停這些有污染的企業，將塑料行業外遷。

“有能力的企業，有納稅記錄什么的，政府可以給你劃一塊地，讓你去（工業園區生產）。但是雄縣的許多塑料企業是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家里有幾間房，買兩臺機器就能干。以后（這類企業）肯定沒戲了。”王強說。

將服裝視為支柱產業的容城，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安子龍家里的染布企業屬于重污染行業，現在都快干不動了。“我們廠最厲害的那一年光環保罰款就交了300多萬元，鍋爐要做煤改氣、煤改電，成本也上去了。”安子龍說。

在安新縣城當教師的季英杰，現在很為他開工廠的弟弟擔憂：“我弟弟37歲了，干金屬有色干慣了。你再讓他干別的去，不可能像歲數小的一樣可以從頭再來。”

除了這些需要政府解決的產業疏解問題，雄安人對于安置搬遷的問題更是格外關注。多位居民表示，希望國家能夠盡快出臺關于雄安新區更為具體的實施規劃。

但在季英杰看來，安新改或不改新區，對他而言區別并不大——孩子今年13歲，應該等不到大學入駐新區了；醫療會好點，以后省得去北京看病了；白洋淀會更漂亮點，但是過去玩就不能這么隨意了。

在家鄉變成擁擠的大城市前，季英杰只想在自家的小園子里種種花，喂喂鳥，享受最后的小城時光。“有人給我600萬元（買這所房），我也不賣。”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張勝民、安子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