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的“當代性”為何急迫

以上兩個變化，都發生在文化創意時代——文化創意及創意經濟受全球熱捧的時代大背景下。文化不是時尚，但是時尚中有文化，這是文化創意時代文化與市場、文化與社會關系的一個特點。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發布《創意經濟報告》，提出并論證了以下三個觀點，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當今時代文化與市場的關系、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創意經濟除產生經濟效益以外，還會產生非經濟價值；創意經濟并不是一條孤零零的“高速公路”，而是各具地方特色的多重發展軌道；文化和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任務是不斷尋找最佳戰略和途徑，將之擴展到整個文化生產價值鏈，同時不斷尋求最適當的專業知識來協助實現這個目標。

文學、音樂、美術、電影與現實的相互作用已經是當代生活的基本文化事實，美學和藝術在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藝術欣賞和藝術批評不再僅僅是個人性的、情感性的和非功利性的，而是成為人們平等表達、參與文化共同體建設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內容。在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的時代，對美、藝術與文化的理解需要突破既有理論的框架。

由此，我們不能不正視美學的當代性問題。這里的當代性，指的是在這樣一個文化創意時代，尋找到一種新的理論路徑或者說審美認知方式，去研究和闡釋當代社會的美學問題，努力將當代審美經驗和藝術實踐中新的積極因素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從雅克·朗西埃、特里·伊格爾頓、托尼·本尼特等國際一流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通過審美經驗的改造、文化的改造來推動人類的更合理發展，也就是說通過審美活動來改造社會是當代美學的一個主流趨勢。而基于中國當代審美經驗、基于當代社會新的藝術現象和美學問題、基于中國當代文藝批評實踐、基于當代社會審美需要的“當代美學理論”，已經成為一種十分迫切的社會需求。在美學的維度上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中華美學精神在當代文化中的創新性呈現，正是中國美學的當代性所在，也是美學轉型的方向所在。

而在這一過程中，尤其要重視文藝批評的作用。對當代中國的美學研究和文藝批評來說，多重語境疊合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文化體制機制、文化生產與傳播方式、藝術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等，都是文藝批評忽略不了的現實狀況。文藝批評事實上已經成為實現廣大人民大眾的審美啟蒙并使其獲得文化自信的重要平臺。只有善于捕捉并把握人民大眾的“情感結構”，以及這種情感結構與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關系，才能把當代文藝批評發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強有力的文化力量。這一現實要求不僅對美學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著要對文藝批評在文化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作更進一步的認識。

關于中國當代美學的基本設想

首先，當代美學的基本目標是對20世紀末至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態及其所提出的新的美學問題作出理論的思考。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在美學領域表面的紛繁復雜中，新的、積極的因素正在生長。由于這個問題涉及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在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中，它的表現形式又有差異，因此，理論的多元化格局是正?，F象。中國當代美學應站在歷史與現實的角度，在多元性、疊合性的當代語境中探尋當代美學的“物質基礎”。在文化創意時代，歷史唯物主義和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具體而言，把美學和文藝問題放到社會系統中認識和把握，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研究多重文化語境中的“滑動的審美意義”，通過對情感結構的分析來闡釋文學藝術意義的研究思路，在理論上具有優先性。

其次，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代社會，地方性審美經驗以及不同文化傳統與審美習性的密切關系，影響著當代文學藝術及其意義闡釋，當代美學不能忽視這種文化關系的制約作用。對于中國當代美學而言，要高度重視當代中國審美經驗的特殊性，注重分析中華美學精神在當代社會的創造性發展和呈現，對當代文學藝術的美學風格、審美表征以及審美認同的社會基礎作出理論分析和概括，從而形成中國特色的當代美學理論。

最后，必須承認，當下的中國美學和文學理論界還充斥著理論的混亂和歧義，對此，展開當代美學的基本問題研究，重申美學本體論作為美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并沒有死亡和消失，無疑是有意義的。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學界先后討論過“悲劇之死”“烏托邦之死”“作者之死”和“文學之死”，然而，文學藝術在現實的土壤中，在人民的生活里，在當代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中，仍然支撐著人們的生存，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情感結構。烏托邦沖動和文學藝術所牽引的“美學革命”仍然是人類向善、向往光明和自由、向往人與人之間友好相處的重要動力。在這個意義上，當代美學正期待著一場復興。

讓我們從當代美學具體問題的研究開始，從當代文學藝術的評論和分析入手，從對當代美學的話語梳理入手，從基本理論問題的辯證剖析入手，開始當代美學理論建設，并且努力把這種建設性的工作自覺結合到中國文化的繁榮和發展進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