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自然，難；認識社會，更難。當一門門自然科學像繁星一樣布滿科學的“太空”，把人類智慧之光照射到自然界的深處，不斷發現自然規律時，人類對社會的認識卻仍然停留在表層，歷史規律仍然在人們的視野之外，社會“科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脫胎自然哲學，社會科學則蘊含于道德哲學之中。伴隨著現代工業革命，社會科學從道德哲學中分化出來并獲得了自身的獨立形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在人類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進入市場經濟，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之后，“社會的關系”占據了統治地位，社會與個人處于形式上的對立時，社會才真正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社會科學也由此產生。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創立使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但是，社會科學又不同于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功能、學科性質等方面，社會科學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研究對象的特殊性

在研究對象上，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這個對象是人之外的客觀存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關系，這個對象就生成于人的活動中，而人是社會的主體，是社會關系的承擔者。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本身的存在。“客觀過程的兩個形式：自然界（機械的和化學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動。”列寧的這一觀點實際上說明，自然運動和社會活動屬于兩種不同的發展形式：自然運動是以一種自發的、無目的的方式存在著；社會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們總是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從事社會活動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從規律起作用的方式看，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是在自然界諸因素自發的、盲目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自然規律也是通過這種自發的、盲目的相互作用實現的；歷史規律得以存在并發生作用的條件是在人們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中形成的，并只有通過人們自覺、有目的的活動才能實現。離開了人們的實踐活動以及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歷史規律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載體和發揮作用的場所。自然運動是自然界諸因素自發的、盲目的交互作用，在它的背后沒有利益訴求，沒有愿景構想，沒有目的設定；社會活動則是人們自覺的、有目的的交互作用，在它的背后是人們的利益訴求、愿景構想、目的設定。一次地震可以毀滅一座城市、眾多人口，一場戰爭也可以毀滅一座城市、眾多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后沒有利益訴求。戰爭不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延伸，政治又是經濟的直接而集中體現，因此，戰爭的背后是民族、國家、階級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顯然不同于自然科學。

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物質實體，看得見、摸得著；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物質實體，而是社會關系，看不見、摸不著。由于自然事件的可重復性，這種物質實體的運動過程可以在實驗室重新模擬，再現出來。所以，自然科學的主要方法就是實驗室方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對于自然科學來說，這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而不僅僅是“物理學”。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物質實體，而是社會關系，倍數再高的顯微鏡看不透社會關系，再好的望遠鏡看不到社會關系，再敏感的化學試劑測不出社會關系，再先進的計算機也算不出社會關系……更重要的是，與自然事件不同，歷史事件不可重復，歷史過程具有不可逆性。無論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還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無論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是中國的戊戌變法；無論是美國的獨立戰爭，還是中國的辛亥革命……都是不可重復的，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社會科學不可能運用實驗室方法，只能運用科學抽象法分析典型。所謂典型，是指某種社會關系發展的最為充分、最為成熟的單位。分析典型可以使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可以看到這種社會關系發展的“未來的景象”。例如，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就是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典型（英國）和政治發展的典型（法國）進行的。分析典型只能用科學抽象法。“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語）對于社會科學來說，這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而不僅僅是“分析經濟形式”。

學科功能的特殊性

從學科功能看，自然科學所要把握的是自然運動規律，自然規律主要表現為動力學規律；社會科學所要把握的是社會活動規律，即歷史規律，歷史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一般來說，動力學規律揭示的事物之間的規律性關系是一種一一對應的確定聯系，它表明，一種事物的存在必定導致另一種確定事物的發生。同時，在動力學規律作用下，偶然現象可以忽略不計。統計學規律揭示的不是事物之間的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一種必然性和多種隨機現象之間的規律性關系。對于統計學規律來說，不僅不能忽視大量的偶然現象、隨機現象，相反，正是在大量的偶然現象、隨機現象中才能表現出規律性。歷史事件的發生大多具有隨機性。在社會活動中，事物、現象如果不是“大量”發生，它們之間就表現為一種非確定的聯系；如果“大量”發生，它們之間就表現為一種確定的聯系。這就像拋擲同一枚質量均勻的硬幣，出現正面或反面都是隨機的，但在大量拋擲情況下，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1/2。

正因為自然規律主要表現為動力學規律，歷史規律主要表現為統計學規律，所以，自然科學既能預見又能預報，社會科學只能預見而不能預報。所謂預見，是指以規律為依據的關于發展的必然趨勢的判斷；預報則是對某一事物在確定的時空范圍必然或可能出現的判斷。自然科學既能預見自然運動的趨勢，又能準確地預報自然事件的發生，如天氣預報；社會科學只能預見歷史活動的趨勢，而不可能準確地預報歷史事件的發生。即使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理論，也不是歷史進程的時間表，而是歷史發展的路線圖，是基于歷史規律而作出的關于社會發展趨勢的判斷。這就是，“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鄧小平語）。

學科性質的特殊性

在學科性質上，自然科學就是純粹的知識體系，它本身不存在價值觀念的問題，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價值中立。社會科學在總體上卻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種知識體系，又是一種意識形態。作為知識體系，社會科學體現著人們在認識社會方面所達到的成就，“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作為意識形態，社會科學又以其獨特的范疇體系體現著特定的民族、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觀念。黑格爾哲學是這樣，凱恩斯主義是這樣，自由主義是這樣，新自由主義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則是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

意識形態與政治密切相關。社會科學不等于政治，但政治需要社會科學。沒有經過社會科學論證的政治，缺乏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缺乏認同感和凝聚力，很難得到人民大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擁護。同時，社會科學也不可能脫離政治，作為社會關系、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科學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蘊含著政治，總是具有這種或那種政治效應。在社會科學中，不存在價值中立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不能成為某種政治的傳聲筒或辯護詞，因為社會科學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但是，社會科學也不能遠離、脫離政治，因為社會科學與時代的統一性首先是通過它的政治效應實現的。政治學就不用說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都是如此。

適用范圍的特殊性

在適用范圍上，自然科學發現的規律具有普遍性，自然科學也因此具有普適性，不分民族、國家；社會科學把握的規律更多地具有特殊性，或者說，社會科學所把握的規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些殖民地國家贏得了政治獨立，同時在社會發展道路上選擇了資本主義，力圖在“西化”的過程中實現現代化。然而，這些國家在“西化”的過程中并沒有實現現代化，或者處于扭曲的“發展”狀態，或者連原先的那種不發達狀態也未擺脫。究其根本原因，是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社會現實，這就使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社會發展規律。

因此，從一定的意義上說，自然科學追求的是普遍，社會科學追求的是特殊，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當代中國正經歷著中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一變革和實踐必然引發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必然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開辟出新的廣闊的社會空間。因此，我們應當也必須立足中國實際，站穩中國立場，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建構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社會科學，從而反映中國理念，體現中國智慧，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拓展中國道路，為世界貢獻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

社會科學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這并不是說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同冰炭不能相容。歷史和現實都表明，自然科學本無意向社會科學獻媚，可它的方法和成果往往又影響了社會科學的面貌；社會科學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內含并集中體現著文化，因而其發展往往又使自然科學的發展獲得豐富的文化內涵。人類是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實現自我發展的。離開了自然科學，人類不可能有效而合理地改造自然，離開了社會科學，人類不可能有效而合理地改造社會，因而也就不可能改造自身，實現自我發展。在當代，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要想走在時代的前列，不僅需要發達的自然科學，而且需要繁榮的社會科學。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作者：楊耕，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