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遠

任先生的兒子任重對我說:“你每次來,他都特別高興。他喜歡跟你談話。你們倆的思想是一樣的。”與先生在一起,可縱情“高談闊論”。

任先生終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態度及語氣卻是“節節退后”,越到晚年,越覺得難解。每出一本新書,都會說自己原來的理解還要商榷。這種治學的精神,今世還有幾人?

老子說,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這個意思包含了世界的變化,順勢而成的規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經滲透到中國文化之中,諸如虧盈之道、禍福相隨、事緩則圓、否極泰來等。在西方的哲學里,是找不到“應對”語匯的。

南沙溝玉蘭開了,清茶相對,坐在客廳里,周圍是“國圖”的那些大書柜。

我信口說:“道”就是智慧。“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統領的。所以,孔子求教于老子,“諸子百家”不與老子辯論。無論從個體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歸屬,無不與“道”有關。曹操、韓愈的文章大氣磅礴,皆與“道家”相通。陶潛的詩受人喜愛,因他有“縱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禪,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經世致用。他說:如果沒有道家,中國政權更迭的歷史會更加殘酷。是道家的理念,給了社會、人民與文化休養生息的空間。

我對任先生說,我是離不開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云: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舉著手機,讓任先生在京城聽見海鷗的鳴叫。

夏雨飄落,我在信中寄上緬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訴我:“花還沒干,還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對我說:“我們有緣。”

我問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嗎?”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學與宗教,門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馮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電話吊唁。任先生平靜地說:“年紀大了。”一句話,表明了他對生死的“平常心”。

后來聞知,任先生在休息兩天后,依然每日編書不已。

最近,任遠、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體上披露了任先生的當年筆錄:“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過。”看到先生的遺筆,墨淡紙輕,而骨子里的清香卻悠悠透出。

對于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風捉影。而在任先生看來,這不過是“工作”。多少年來,他不愿意向同人及學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注明里寫道:“毛主席鼓勵個人的話覺得沒有必要寫在這里,未記錄在其中。”這簡單的一句話,省略掉了當年毛主席對他的好評。這是何等純凈的心靈境界。當時他43歲,一位中年的哲學教師。

任遠與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話,令人掩卷沉吟:

“人漸行漸遠,凡事早該塵埃落定,時間,改變著一切。但是有時候正相反,過去不注意,沒有深入考慮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回憶過程中,倒是覺得線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談話記錄最近被發現,讓我們聯想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也對這幾十年父親的思想和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任先生人走了,還在給這個世界注入清新雋永的啟示。這就是魂魄不滅吧。

2017年2月雨水于昆明

張曼菱,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制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

兩枚校徽

2007年秋,我至南沙溝。坐定捧茶,取出新編的光盤合訂本《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面呈任先生。他約略一翻,說“等一下”,起身出了客廳。

任先生再來,手心中捧著東西。到桌上一展開,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兩枚校徽。顏色有別,分別為學生和教師所佩戴。

隨我同去的記者們都上前去拍攝。我也拍了幾張。

校徽(資料圖片)

眾人拍攝畢,任先生將兩枚校徽再拿到手上,他拉起我的手,打開我手心,將校徽放到我手中說:“昨晚接到你的電話,我把它們找出來了。就等著今天你來,送給你。”

見我愕然,任先生說:“這兩件東西,送給你是最合適的。因為你有這個感情。一枚是我當學生的,一枚畢業后我留校任教的。背后的號碼就是我當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身份號碼。這都記載入檔的,在聯大檔案中能查到。”

任先生還說:“西南聯大只有八年,像我這樣上完了學,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這兩枚校徽也很難得了。”事后,他對女兒任遠說:“那兩個校徽我給張曼菱了,我覺得給她最合適。”

校徽(資料圖片)

簡潔的三角形帶著一種純正的力量。任先生說,那后面的小鐵杠,可以紐在當年人們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別針。

次日,在“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會上,有人交給我一只信封,打開是一小札——

西南聯大七十年世稱辦學的奇跡。這奇跡無非是“五四”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繼續。這種精神是永遠前進的方向。

任繼愈 二〇〇七年

任遠告訴我,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講的一個字就是“寂寞”。我明白,這是“同道者稀”。(張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