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之處在于，開課時舉行了典禮，而在告別之日，沒有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特定的儀式。

過去6年，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為校工開辦的“新光”夜校是這所名牌大學一個特殊的存在。它平均每周一次，不設門檻，無須報名，工友想來就來。學生志愿者確定授課的主題、時間和地點，再去工友中散發傳單，張貼海報，招呼他們來聽課。

開辦夜校的是人大學生社團“新光平民發展協會”。自2011年4月創辦起，“新光”的定位始終是服務校內后勤工友。協會創辦人、人大2010級本科學生吳俊東曾在一封公開信里解釋：教育讓人有尊嚴地生活，教育應成為平民大眾的進步階梯，“人民大學”理應成為“人民的大學”。

不過，協會現任負責人、2014級學生吳家偉和簡小薇說，從上學期開始，夜校的工友銳減，經常整晚看不到人影。他們決定關停夜校，多開展吸引力稍強的戶外運動、文娛活動。

4月25日，新光協會不無遺憾地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一封公開信。這次宣布的是夜校即將停辦的消息。他們說，這個小小的社團一直有些不敢擔當“人民”的大學的重任，如今是真的不能擔當了。

上學期，開始縮減。20人，10人，5人，2人，沒有人。所有課程里唯一仍在持續的是英語課，它為時常來聽課的4位工友堅守。本學期結束，英語課也將消失。

5月12日晚的一節英語課，聽眾是兩名廚師和一名保安，為他們服務的學生則有4人。

比起百米之外聚集了數十人、外國友人被里外三層包圍的英語角，這間只能容納30人的小教室，只能用“冷清”來形容。

講課的女同學發音流暢：“Do you like your colleagues？ Why？(你喜歡你的同事嗎？為什么？——記者注)”臺下年僅20歲的小廚師憋得臉色微紅，吞吞吐吐答了聲“No”。

大屏幕上演示文檔翻動的間隙，教室里安靜得連呼吸聲都聽得見。

不要“精英傾向”

在此之前，學生們曾試圖扭轉頹勢。這些舉措包括提早散發更多的傳單，與每一位熟悉的工友聊天，詢問他們喜歡什么內容，試著調整課程內容。可得不到明確的答案，回答經常是“你們上啥都行嘍”。等到上課時，教室里依然空空蕩蕩。

截至目前，一度與英語課平行設置的“社會與法”等課都已停止。

2011年，為參加創業比賽，人大商學院一年級學生吳俊東提交了一紙扶持農民工創業的公益社會企業策劃書，成為新光的藍圖。

2011年4月29日，夜校開學典禮在人大校園里的一家餐廳舉辦。吳俊東首批召集到20多名學生志愿者，但現場的冷清讓他們倒吸一口涼氣：參加開學典禮的后勤工友只有兩名。

此前幾周，志愿者幾乎走遍了人大所有后勤員工宿舍散發傳單，解釋他們的計劃，本以為會得到熱烈響應，卻被澆了一盆冷水。沒有人相信學生會為他們免費講課，甚至有員工以為大學生是來“騙錢”的。

連教學場地都是吳俊東“忽悠”來的。剛建立的時候，新光尚未注冊成為正式學生社團，根據人大教室管理辦法，無權占用教室。第一次課不得不在餐廳舉行。

發端于創業計劃，新光第一學期的課程也幾乎都與創業有關，參與的工友中也確有幾位“成功者”。一位廚師去其他學校承包了食堂窗口，一位保安考過了三門注冊會計師認證考試并開辦了自己的事務所。有人考研成功，有人真的去創業，開辦了照相館或是餐廳、商店。

目前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求學的吳俊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且不說新光只能服務2000多名后勤工友的少部分，即使是所謂“成功者”，也幾乎全靠他們自己艱苦卓絕的努力，“新光在其中最多給了微小的加速”。

他在通宵自習室里遇到夜校里認識的保安，對方有時穿著保安制服，坐在學生中安靜學習。還有立志考歷史系研究生的工友，會拉著學生聊讀書到深夜，甚至讓他們留宿職工宿舍。這些人本就上進。

但在吳俊東的觀察中，這類人屬極少數。

開課至第二學期，新光的路線就發生了變化。吳俊東在第一學期結束后，曾與熟悉的保安、廚師和保潔員開了一次五六人的“研討會”。他當場被大叔大媽們“教育”，結論是創業課有“精英傾向”，大多數人根本聽不懂、用不上。

夜校調整了方向。新的目標是讓更多普通工友參與，提升“生活態度”，培養他們緊跟社會思考、用知識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課程開始講授更加日常化、趣味化的電腦知識、健康養生、法律維權知識。

這成了新光的發展路線。2012級的梁莎莎和2013級的易媛媛先后擔任新光的負責人。在她們任上，理財、英語乃至觀影、運動、郊游等能和學生產生更多交流的內容被開發出來，每節課的人數增加到二三十個。講養生、理財等熱門內容，教室需要另加椅子。

2015～2016學年，人大新聞學院學生汪可等4人拍攝過新光的紀錄片。鏡頭中，英語課的聽眾占了大半間教室。大部分工友緊盯黑板，記筆記。一位大姐不時用余光瞥旁邊姐妹的筆記。之后回答提問，這位大姐把“操場”“商店”“世紀館”的英文準確讀出，贏得全場掌聲，自己也捂嘴直笑。

不過，很多時候工友只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來聽，不見得真正認同。紀錄片里，一位廚師說，“從專業角度講，實在不咋地，講的都是知道的內容”。

曾有工友當著同學的面說，“你們講的都是假的，沒用”。另一些無法堅持聽課的理由有，“離生活有些遠”，“這把年紀也沒有什么理想，聽課費勁”。

梁莎莎曾撞見一位食堂的工友奶奶，收餐盤時大拇指被銳器嚴重割傷，手被紗布、膠帶和紙纏成大大一坨。她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連半天休假都沒有。這讓梁莎莎憤怒，對奶奶說：“您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啊！”可奶奶只是苦笑，最終沒作任何維權嘗試。

一年后，她又和一位年輕工友說起這事，對方不假思索回了一句：“拜托，你沒法給予我們直接的幫助，就不要說些無謂的話，給我們白白增添煩惱。”這讓梁莎莎覺得自己十分幼稚。

吳俊東認為，新光的骨干成員有情懷，但缺乏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

“我們有時經驗不足，不接地氣。”吳家偉回憶，一次觀影會，他選了香港喜劇電影《家有喜事》，可港式無厘頭的情節讓很多工友摸不著頭腦，好多人半路離開。后來，有阿姨對他說：“放戰爭片吧，俺們愛看打仗的。”

在吸引注意力方面，手機已成為夜校的主要競爭者。吳家偉在路上碰到熟悉的工友，對方張嘴就問，“嘿，你知道‘王者榮耀’(一款手機游戲——記者注)好玩不？”

不少工友愈發喜歡抱著手機，蹲在宿舍樓門口。他們住在地下室，信號差，所以都跑出來蹭免費網。簡小薇偶爾幫年紀大的工友下載東西，對方的請求也不外乎下載熱播的電視劇。保潔阿姨們開始約在一起玩手機。30多歲的大叔外出活動也少了，喜歡悶在宿舍看直播。有的年輕人，幾乎每次遇見都在玩手機游戲“開心消消樂”。

他們與有些保安聊半天，動員對方去聽課，對方會特別認真地記下活動的時間地點，說“一定去”。可到當天，空蕩蕩的教室還是一個工友都沒有。

他們好幾次想給熟悉的工友打電話，可又不希望對方是被面子綁架而來。唯獨一次，簡小薇沒忍住，聯系了一位工友大媽，對方不好意思地回了句：“哎呀孩子，我都泡上腳了，就不出來了！”

志愿者當中功利者不少

新光的同學試圖弄清工友們不來聽課的原因。很多人說，“太忙了，沒時間。”保安有時會不耐煩，“呵，每個月2000多塊錢，沒準下個月就辭職了。”

一些工友告訴他們，食堂裁員了，他們的活兒幾乎加了一倍，每天都很累，下班后“一動也不想動”。

吳家偉認為，工友積極性的缺失帶來了惡性循環。沒有他們，學生的熱情無處發揮。這屆招募的80余名志愿者，活躍的只剩大約20位。

“其實志愿者的問題反而更大些。”易媛媛和吳俊東看法相同。

易媛媛加入新光時，整個社團的新生，算上她只有兩個。她一度以為大家不知道或看不上這個社團。可她成為負責人后，又發現一些學院的學生來考察調研，撰寫報告。某一個學院的同學，她就接待過三四批。

她認為，“精英主義這么濃厚的氛圍中，新光不太有吸引力”。她身邊的很多同學，剛上大學就忙于考各種證書、拿offer、保研，那些事已足夠他們焦慮。

易媛媛觀察了兩年，發現抱有功利心態走進新光的同學，“不下三分之一”。曾有同學只花10分鐘發了幾張傳單后就找到她，希望能認證兩小時的志愿時長。

梁莎莎在迎新會上遇到更惡劣的情況。一名同學首次出現，就理直氣壯地說，希望能多介紹點新光日常工作的情況，因為要申請出國做交換生，想寫到簡歷里。易媛媛承認，這種經歷在留學申請中會是很好看的加分項，因而一些同學來做很少的工作，卻在簡歷中寫得天花亂墜。

新光的活動本有望成為學生和工友交流理解的平臺。教學樓保潔阿姨在活動中放開了自己，說很多男生在衛生間解手毫不顧忌，把在旁工作的她當“透明人”，讓人很不舒服。接觸了新光協會的同學，才知道大家原來不“高冷”。

可梁莎莎和易媛媛都覺得，能在新光留得住的同學，恰恰都是從條件一般的、本就理解甚至接近工友生活的家庭里走出來的。從小條件優渥的同學，即使有少數報名加入志愿隊伍，經歷過一兩次與工友尷尬不暢的溝通后，也不會再出現。

協會的歷任負責人對記者一再表示，新光的運作離不開學校和熱心人士的支持。一位工會工作人員多次幫他們解決上課的教室。學校后勤集團的官方微信公眾號經常轉發新光的活動內容。一些校內公益社團也與他們合作。

在一場交流活動上，一位工友奶奶對學生訴苦，說自己腿腳不好，還要住集體宿舍，每天爬上鋪。

“那你們想過向后勤反映情況嗎？”

面對記者的疑問，吳家偉和簡小薇明顯愣住了。

“我們還能和學校說這個？”

夜校結束，“新光”還在

夜校正在走向終點，但新光還在嘗試更多的服務方式。周四晚上是新光開展戶外活動的時間，志愿者和工友們聚集在校內一個偏僻的球場。

“再快點啊！”換上了運動鞋的食堂大姐邊跳邊笑，命令掄大繩的男生再加把勁兒，還招呼其他人一起跳繩。

一位31歲的廚師提前20分鐘來了。“嘿！兄弟！”看見吳家偉，他老遠就打招呼。走近后擂了吳家偉的胸口幾下，捏了捏這名大學生膀子上的肌肉。

“課程啥的，我可不期待。我來活動就是為了和他們閑聊。”這位廚師指了指吳家偉，說，“這群孩子可好了，我再不無聊了。”

他在人大食堂炒了5年菜，認識新光成員之前，每天晚上從人大東門散步到西門，當作消遣。

好幾位工友表達了類似的想法，比起夜校的公開課，更看重和學生們的私下交情。

食堂的另一位廚師，50多歲，平時總找同學們聊學習方法，求讀書經驗。這些東西在夜校不常講到，可他需要。家里的小孩才初一就想輟學打工，這把他急得不行，最近總對學生感慨“真羨慕你們，書讀這么好”。

這讓新光的成員相信，除了以課堂的形式講授知識，一起相處的過程，可以為工友們提供更多幫助。

交流和服務以一對一的形式延續著。簡小薇答應幫退休后卻拿不到保險金的奶奶處理社保。有工友大爺找到易媛媛，說在上個雇主處的工資被拖欠，至今拿不到，她幫老人聯系了法律援助協會，要回了工資。

吳俊東不假思索地說，他印象最深的工友并非創業考研的，反倒是一位保潔員阿姨。她的孩子留守在家，面臨中考。在很多日子里，她拉著吳俊東，討論該不該回鄉。兩人像朋友一樣，說了很多心里話。她最后選擇了回鄉。

深入交流多了，新光的同學們逐漸認識到改變工友的生活現狀太難，他們做不到。

“幾乎每一任新光的負責人，都經歷了從滿懷理想到接受現實的變遷。”梁莎莎說，有人以為在這里會有發生“人生遷移”的工友，這讓她無奈。

她的態度是：社會流動如此艱難，指望學生的幾節課就能改變工友的人生，這既不符合現實，又是對工友們真實處境的不理解。

簡小薇發現，工友們的時間幾乎全被工作占了。一個初中沒畢業的17歲打工小妹，休假時兩天就能看完《魯濱孫漂流記》，可上班時在人大校內咖啡館，每天站到腿疼，夜班凌晨3點鐘才結束，有時要接著輪清晨7點鐘的早班。簡小薇再借給她書，隔了一個月，沒看就還回來了。

這個在咖啡店打工的17歲女孩，來北京兩年，天安門都沒去過。唯一一次出游是去很近的動物園批發市場買衣服，還找不到回來的路，急乎乎地向簡小薇求助。

也有工友不乏稀奇古怪的點子。有大叔提出的創業想法是，外賣只送到學生宿舍樓下，他幫著送到寢室門口，每份賺一塊錢，簡小薇哭笑不得地告訴他，“不會讓你進宿舍樓的”。

另一位工友跟著她去了趟農場，很興奮地說“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決定養牛。簡小薇不得不提醒他，農場的牛是花大價錢從德國引進的，風險很高。過一陣子，這位工友又改了主意，問簡小薇借財務課的教材。可隔幾天，又說看不懂。從他們身上，簡小薇感到一股子焦躁的勁兒。想改變，卻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能干啥。

簡小薇總結，大部分年輕工友剛來北京，都是一腔熱血，可幾次嘗試失敗后，就開始每天喝點小酒度日。到了30多歲，整個人一下子消沉，微信朋友圈的“畫風”就變得不對了：

“你以為點贊就是朋友，老子不需要你們的點贊。”

“努力有什么用？呵呵，虛偽的世界。”

那位年過三十的廚師人生觀倒是十分積極。雖然在食堂炒了5年菜，依舊身陷“財務危機”，身上沒幾個錢。他的打算是，“要是有五六萬元，就能開小吃攤了。”他說，面對一個灶臺5年，實在厭倦了。可他沒錢，這也不是同學們能解決的。

吳家偉等人不再為新光設置高大上的意義，它就是一個“文化社區”，能給予工友溫暖和歸屬感，依據他們的需求提供點兒服務。

新光夜校也教育了它的舉辦者。不少成員覺得，工友們的形象在他們的心里立體化了。接觸多了，他們發現，食堂的大爺會在生活的某些時候，成為會說相聲的笑星和吹拉彈唱博得滿堂彩的樂手。不起眼的保潔員阿姨有可能曾是教師，聊起教育話題格外開心。新光成員們曾抱著或多或少悲憫的心態，想要“拯救”這些人。這種心態現在不存在了。工友們就是活生生的，和自己別無二致，是值得尊重、親近的人。

易媛媛很難忘記，學校里來自河北的工友曾高聲控訴，自己的村莊被污染，農田被侵占。那些因憤怒漲紅的臉龐讓她意識到，很多問題根本不是“與人生和解”就能解決的。她曾經想當“企業的管理者”，結束新光的任期后，她卻去環保組織實習了半年。

在發布停辦夜校的那封公開信里，吳家偉和簡小薇糾結了許久，末尾表示希望夜校可以恢復。“我們更希望的是，工人們的教育不是由一小群學生來承擔，而是由他們自己在企業、在社會提供的良好條件下完成，他們的職業發展不再面對狹窄和迷茫的小道，而是真正的坦途。”

去年12月，他們就想宣布這個消息，此后的幾個月里一直在掙扎。

遠在大洋彼岸的吳俊東還是希望，夜校以后能夠重啟。他一字一句地對記者說，如果這只是一家企業，那滿足用戶的需求就夠了。可總要有人走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