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感覺他太熟悉了。

當年誤打誤撞進入深圳那家農場時，他本以為自己倒了大霉，沒去成夢想中那個“遍地高樓大廈”的香港，反倒是進了灰撲撲的農場，和老家父輩做著同樣的農活，結果第一個月工資下來了，200多元，20歲的安德禮手里攥著票子又茫然，又驚喜。

那一年，老家的教師月工資才幾十元，鎮上賣苦力一整天幾元錢，豬肉1元1斤。

他在農場學會了開車，每天負責滿城收菜。老板是香港人，見他和同行的伙伴能吃苦，便對他說，“這里的菜場都很缺人，你們回家過年的時候多帶些人來吧。”

那一刻，安德禮覺得自己將會給全村人帶來好運。

這個如今禿頂、皮膚黝黑的中年男人清晰地記得，第二年和他一起踏上財富之旅的年輕人一共有98個。他在火車站沒有排隊，走的是團體票窗口，車站廣播里單獨讓他們進了母嬰候車室檢票，乘警站在兩旁維持秩序。在那個年代的貴州，如此“龐大”的農民工客流還很罕見。

離目的地越來越近了，有同鄉驚奇地喊著，“外面的房子咋都是白花花的啊！”車內一片哄笑。

這種幸福從車廂洋溢到了農場，以至于讓安德禮忽略了深圳發展日新月異的腳步。從農場出來玩時，幾乎一周就要變個樣，有時候多了一家工廠，有時候多了幾棟樓房，還有時候，又關了一家農場。

老板找到他的時候，農場搬離土地越來越金貴的深圳福田已成趨勢。香港老板很遺憾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自己的農場在不久后就要讓地關門了，這么多人，都得另謀生路了。

神奇的深圳又一次“救”了他。每日開車的路上，安德禮都會經過貓頭山工業區。那時擁有8車道的北環大道還躲在圖紙里，泥巴爛路上堵車是常態，兩輛車碰面都得倒車讓路。他常常看見一群人在車后推車，泥巴路難行，貨車不時就會陷在其中。

一次，他碰見一輛陷在泥地里的卡車，一群民工在車后推得費勁。他不忍心，把車倒回，主動系上鋼絲繩，幫卡車脫離了泥地。對方的老板站在一旁，安德禮正準備走人，臺灣籍的老板走過去拉住他，對他說，“跟我干吧！”

拔地而起的工廠承接了從農場而來的幸福。安德禮很快發現，工廠的收入更高，并且數額隨著訂單走高一天比一天多，他和同鄉紛紛從農場搬進了這個工業區。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許多工廠剛剛興建，人員不齊，遇上訂單加量，要24小時開工，都得互借工人。作為一群興仁民工的“老大”，安德禮無疑是紅人，他幫著協調人員、處理問題。

再回家過年時，開往貴陽的大巴車直接在村口的省道拉人，他和列車乘務員成了哥們兒。那幾年，本村和鄰村一共400多人跟著他，從西南深山來到了南海邊的這座城市。

廠長辦公室在二樓，那會兒，安德禮時不時就會被叫上去接電話，磚頭一般大小的“大哥大”只有廠長才有，他是最常用那臺電話的人。

電話那頭，是不斷增加的用工需求和老鄉零零碎碎的問題麻煩。他絲毫沒注意，曾經在“餓死關頭”救了自己的那家農場，已經悄悄消失了。那片土地，長出了密密麻麻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