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兒童節：

從“四四”到“六一”

1925年國際兒童幸福促進會倡議各國定一個兒童節日的呼吁，也得到中國的響應。1931年3月，中華慈幼協會致函上海市社會局，并請轉呈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當茲國民教育未能普及之時、強迫教育不能實施之際，若無重要之表示，不足以喚醒人民，謹擬選擇令日，規定為兒童節。仿照鄰國辦法，呈請通令全國……”此事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會同內政部討論，“認為事屬可行”。1931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兒童節紀念辦法：“乃規定每年四月四日由各小學幼稚園，社會教育機構及家庭，于是日舉行紀念。”之所以選擇4月4日，是因為此時天氣南北皆宜，又與當時的“三三”“五五”“七七”“九九”“十十”等節日相輝映。

這個紀念辦法旨在“鼓舞兒童興趣，啟發兒童愛群愛國愛家庭之心理”，對小學幼稚園、社會教育機構及家庭提出了不同要求，十分詳細。各小學幼稚園在節日當天要求舉行演講、表演、印發關于兒童教育及衛生等有色畫片、健康比賽會或運動會、兒童文藝成績展覽會、選舉模范兒童等活動。各社會教育機構召集兒童節紀念大會，酌量舉行兒童節紀念游行，公開展覽關于本地兒童調查的各種統計圖表，舉辦嬰兒比賽及兒童健康或兒童“知能”比賽，以“訓練賢父良母之方法”“保胎、保產、保嬰之常識”等題進行演講，印發兒童衛生宣傳單，表演關于兒童生活的電影或戲劇，美術館博物館等歡迎兒童參觀。紀念辦法提倡各家庭在兒童節當天舉行親族朋友懇親會，送兒童物品（限用國貨），備辦特為兒童節蒸制之糕餅食品。最后還提倡做放風箏、打棒、踢毽等游戲。

從1932年到1949年，18年當中的每個“四四”兒童節，中國的許多地方都循例紀念。當然在國統區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兒童節的紀念是不同的。國民政府雖然頒布了十分詳細的紀念辦法，但兒童節仍只是少數兒童的節日。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言：“幸運的兒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過兒童節，四月四日，不過是加強的兒童節罷了。不幸的兒童，就連四月四日也與他們無關，他們在兒童節仍舊是擦皮鞋，拾狗屎，做苦工，挨餓，挨凍，挨打，餓、凍、打，便是他們所受的禮物，聽戲、看電影、吃糖果、參加游藝會沒有他們的分。”

在解放區，各級黨組織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分重視兒童工作，兒童幾乎都參加了兒童團，擔負站崗、放哨、送信、偵察敵情等任務，還免費接受教育，幫助開展掃盲運動，成為革命事業的龐大后備軍。“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這首當時蘇區流行的《共產主義兒童團團歌》充分反映了革命戰爭年代解放區兒童的精神面貌。

在解放區，兒童節當天，以村或以區為單位，兒童團召集會議，表揚學習、生產、放哨等方面的模范兒童，同時不失時機地號召大家關心關愛兒童。比如1946年，山西左權縣在“四四”兒童節之際響亮地提出“愛兒”運動，發動教員與家長愛護兒童，特別是幫助貧苦兒童解決書籍文具衣服等困難，得到熱烈響應，“有的獻錢，有的獻糧，有的商店及合作社為兒童大減價三天，有的教員還捐洋為兒童會餐”，提高了兒童的社會地位和學習情緒，使兒童與教員、群眾與學校的關系更密切。

1949年4月4日是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個兒童節，北平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中小學教聯會、婦聯會等聯合發起籌備慶祝解放后第一個兒童節，在中山公園舉行解放區兒童生活照片露天攝影展覽，介紹老解放區兒童情況，開展“好學生運動”，分區舉行紀念大會，并開放公園及名勝古跡，供全市兒童游覽。《人民日報》還刊發了題為《培養成毛澤東的小學生》的文章，指出：“今天是北平解放后第一個兒童節，在紀念兒童節時，光空喊提高兒童地位，尊重兒童人格是不夠的。我們更應該積極地啟發教育兒童，發揮他們的自動性與創造力，做一個新的毛澤東的小學生。”

在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將6月1日定為國際兒童節后，新中國政府予以了積極響應。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舉行第十二次政務會議，通過了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6月1日為兒童節，通令全國遵行。1950年3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為宣布廢除舊的“四四”兒童節，規定新的六一兒童節，發表了《關于慶祝“六一”兒童節的通告》。新華社還配合撰寫了《兒童節為什么從四月四日改為六月一日？》一文，指出：“勞動人民的子女，新生的一代兒童，已解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剝削，獲得了解放，作了新中國的小主人；并且與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兒童，正日益建立兄弟友誼的親密關系。為了培養廣大兒童的國際主義思想，所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規定我國的兒童節與國際兒童節統一起來，舊的‘四四兒童節’自應廢除。”

這樣，中國的兒童節便由1931年國民政府規定的每年4月4日改定為延續至今的6月1日。1950年6月1日，便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六一兒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