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記者,有機會認識一種人,曾主導過我們命運的人。楊學為就是這樣的人。40年前的6月,40歲的他走進教育部高校招生會,和鄧小平走進了同一場歷史轉(zhuǎn)折中。恢復高考的文件經(jīng)他之手起草,最終經(jīng)鄧小平之手一錘定音,在1977年那個特殊年份里,成為冬天的第一聲春雷。

從那至今,又一個40年,楊學為的人生再沒離開過高考,國家教委招生處處長、國家教委考試中心主任、教育部(1998年改名)督學……與之相應(yīng)的,是40年來1.08億人闖過了高考的大門。

人們會忍不住想象,那些主導過我們命運的面孔是什么模樣?京城一隅,門開處,是一位眉目慈祥的老人。

2017年5月17日,楊學為在北京家中接受記者專訪。(記者 陳昊/攝)

“恢復高考就像在中國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彈”

我們的談話就從1977年冬天的故事開始。“楊老師,我的母親就在走進考場的570萬知識青年當中。比起考場里那些被‘文革’耽誤了11年的老知青,她是幸運的,1975年高中畢業(yè),沒有下鄉(xiāng),留在母校當了代課老師,這讓她有了立即報考的勇氣。直到今天,她還記得那年的作文題是《心里有話向黨說》。”

這是湖南省的作文題。那一年的考題,各省都不一樣。這話,得從頭說起。

都知道“文革”里高考停了11年,但很少有人知道,中間有過兩次恢復的努力。1972年和1975年,我兩次被借調(diào)到教育部,籌備高校招生會,但都被“四人幫”破壞了,我又回到東北師范大學當教員,還不斷被“下放鍛煉”。1977年4月的一天,學校又接到教育部的電話,還是借我去高校招生會。這都是第三次了。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將參與一件改變千萬人命運的大事。

6月29日,招生會在山西太原晉祠賓館召開。從太原去賓館的路上,經(jīng)過一家化肥廠,周圍污染很嚴重,天是黃色的,路邊的樹葉也已枯黃,空氣里有刺鼻的臭味。會上,“文革”的臭味也沒有消散——由于“兩個凡是”的束縛,教育部提出的《關(guān)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草稿)》,只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作了個別修改。這個意見稿,自然引起大家的激烈反對。

開完會,秘書組讓我起草領(lǐng)導的總結(jié)講話稿。我就根據(jù)會上多數(shù)人的意見和自己的理解,通宵達旦寫了個草稿,把“四人幫”批了一通。結(jié)果,總結(jié)會不得不推遲到下午,領(lǐng)導親自改講話稿,把“調(diào)子”定得很高,通篇都是“高舉”“到底”之類的詞,而招生工作的重大問題一點都沒涉及。

最終,教育部送給國務(wù)院的報告還是一個舊東西——考生一般是高中畢業(yè)生,初中畢業(yè)也可以;堅持推薦制度,只提“文化考查”;只在少數(shù)學校部分專業(yè)試招2%—5%的應(yīng)屆高中畢業(yè)生;繼續(xù)實行“四人幫”的“三來三去”,即學生從公社來回公社去,從工廠來回工廠去,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當時哪會想到還有第二次會議,說得直白點,鄧小平?jīng)]恢復工作前,誰知道會怎樣。但在招生會結(jié)束前夕,傳來了爆炸性消息:鄧小平復出了,而且自告奮勇抓科教!8月,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參會的教師和科研人員發(fā)言非常踴躍、大膽。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的査全性老師石破天驚地提出:馬上恢復高考,已經(jīng)耽誤太久,不能再耽誤了。這個話題一挑明,大家都很激動。鄧小平見狀,大受觸動,唯一擔心的是招生會已經(jīng)開過了,今年還來不來得及,就問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劉西堯回答說,假如推遲開學就來得及。鄧小平當即拍板:“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報告收回來,根據(jù)大家的意見重寫……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符合要求。”座談會第一次響起熱烈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