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張躍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巨大的進步,成就舉世矚目。但與經濟進步和物質繁榮相伴而行的,并不都是道德繁榮,中國也有陷入道德泥淖之中的可能和危險。要避免道德困境,需要在實事求是地分析當前道德困境根源的基礎之上進行道德轉型。

道德悲觀派與道德樂觀派的各自看法與依據

對于中國是否陷入道德困境這一問題,向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把主張中國陷入道德墮落甚至道德淪喪的一派稱為道德悲觀派,把持對立觀點的一派稱為道德樂觀派,我們會發現道德悲觀派有事實憑依,道德樂觀派也有證據支撐。

道德悲觀派最常見的觀點及依據有如下。第一,人們對道德狀況的不滿有增無減。物質文明建設進步了,但人們的幸福感卻未有相應的提高。第二,食品安全問題令人揪心。民以食為天,食品是人賴以生存的基礎,然而染色饅頭、瘦肉精、塑料米、地溝油等造假事件時有發生。第三,基本道德動搖失守。尊老愛幼是傳統美德,但社會上卻出現過連扶不扶摔倒的老人都要討論一番的現象。

道德樂觀派則認為我國道德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道德的經濟基礎進一步夯實,主流道德輿論和道德觀念積極、健康、向上,道德榜樣的層次豐富多樣,人的權利得到極大的尊重和保護,慈善活動、志愿活動等公民道德行為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道德悲觀派指出的事實雖然不能完全否認,但這些事實不是道德狀況的全局和發展趨勢,而僅僅是社會轉型期過渡階段的暫時現象。當然對這些消極的局部事實和暫時現象也不能忽視,應該審慎地分析、理性地思考,找出其背后的根源。

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人際關系格局變遷

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是在社會轉型大背景下進行的,具有鮮明的社會轉型期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講,道德滑坡問題也是社會轉型期帶來的必然結果。中國的改革不是對原有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就其引起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是一場新的革命。這場革命首先是經濟方式的轉軌和轉型,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經濟的轉型是最為根本的轉型,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轉型后,上層建筑也要隨之轉型才能適應經濟基礎進而維持社會穩定。作為上層建筑重要組成部分的道德,以及與之相關的倫理文化,自然也需要發生相應轉型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

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劃分主要是以生產力為標準,在這里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以與陌生人交往的數量和頻率及陌生人的重要性為指標把社會劃分為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就是在一個社會里,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主要跟熟人打交道,熟人的重要性遠超過陌生人重要性的社會;反之,則是陌生人社會。

在傳統社會里我們接觸熟人的數量和頻率遠遠高于接觸陌生人的數量和頻率,熟人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遠遠超過陌生人,所以對人們的生存和發展來說,熟人往往比陌生人重要。然而,在現代社會里,尤其是在社會分工高度發達,商業經濟高度繁榮的國家和地區,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要與陌生人接觸,接觸陌生人的數量和頻率遠遠高于熟人;人們與陌生人交流信息,交換產品,陌生人在人們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影響超過了熟人。在傳統社會里人們依賴于熟人,而在現代社會里人們依賴于陌生人。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主要是一個熟人社會。改革開放初農村人口是中國人口的主體,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農村,無論是生產協作、產品交換,還是生活交往主要都發生在熟人之間。與此同時,城里人大都處于單位之中,而單位就是一個小型的熟人社會。總之,這個時期無論鄉村還是城市都是處于熟人社會之中,人們工作和生活主要與熟人打交道,對人們生存與發展起最重要影響作用的是熟人而不是陌生人。改革開放以來熟人社會已經悄然轉變。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城鎮化戰略的開啟,社會關系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統計,2015年末城鎮常住人口77116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0%,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94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47億人,這表明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傳統社會關系已發生深刻變化。

無論從微觀視角還是從宏觀視角看,社會存在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轉變都是根本性的。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人們所處的人際關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而不同的人際關系格局需要不同的倫理文化精神。在陌生人社會里需要有處理陌生人關系的道德規范和倫理文化。然而在中國社會經濟和人際關系格局已經轉型的背景下,道德轉型未能及時跟進,缺乏處理陌生人關系的原則,沒有形成可操作的道德規范,這才是導致了中國當下出現道德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社會轉型大背景下,要徹底解決道德困境問題,必須進行卓有成效的道德轉型。

筆者認為,道德轉型至少涉及道德建設的路向、道德作用的機制、道德規范的制定、道德規范的踐行四個方面,最終要實現四個轉型:由熟人道德轉型為陌生人道德,由他律道德轉型為自律道德,由權威道德轉型為自主道德,由文本道德轉型為活動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