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楊承訓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體現了對新的發展階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體現了對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的科學把握。當前,我們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努力提高統籌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前段時間經濟理論界關于要不要產業政策的爭論,焦點在于政府與市場邊界,而更深層次涉及的是,協調發展是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和規律等問題。

事實驗證:否定產業政策理論的真偽

我們首先用國際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做比較驗證。

先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從非協調的畸形經濟開始的,使本國和全人類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現在的世界經濟不協調、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就是它們幾百年積累遺留的惡果之一。下面舉出幾個國家實例:

英國:作為第一個稱霸世界的國家,英國的市場主要在國外,靠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彌補其國內的短板。即使這樣,國內的供給與需求經常嚴重失衡,勞動人民貧困消費不足造成生產過剩。從18世紀末開始,就有了微弱的產業政策,著力發展輕紡工業,但仍未克服不協調弊端。1825年發生了第一次經濟危機,以后大致每10年一次,漸漸落后于德國、美國。

美國:是后起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畸形主要表現為過度虛擬化。繼1929年至1932年世界性危機之后,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殃及世界,至今復蘇乏力,持續時間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不僅加劇全球兩極分化,而且把不平衡推向極致。

日本:經濟更為畸形。本國缺少資源,后走向軍國主義。戰后靠美國在朝鮮、越南戰爭的特需訂購及扶植,擴大對外貿易,發展較快,但一直未克服市場失衡問題,造成“失去的30年”。

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失衡,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私人占有(特別是大資本壟斷)的矛盾,為追求資本家的利益自發造成經濟不協調,其后來的產業政策雖有所糾偏,但無法阻擋大資本追求私人利益造成的失衡。雖然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可以促進一時的平衡,但卻是通過弱肉強食的競爭,以很多企業破產、廣大工人失業為代價實現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都在強化產業政策,而且有短暫的協調發展時期,出現過順利快速增長,但出于大資本的利益,不可能從根本上自覺地實現協調,這是它固有的弊端。

再看二戰后的眾多發展中國家。由于霸權主義國家的操縱,無論是貧國還是較為富裕一些的國家,多數都有發展不協調甚至畸形化的頑癥。按照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即人均GDP大體進入中等收入之后,增速下降,經濟滑坡,矛盾突顯,從歷史數據看,1960年達到中等收入的百余個國家中,后來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余87%落入所謂“陷阱”。與其說是由數量變化造成的陷阱,不如說因結構不協調造成的矛盾復雜化、尖銳化。這些國家雖然都取得獨立地位,但掌權的是資產階級,不少國家是大資產階級集團控制;對外還不同程度地依靠壟斷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如依賴外國投資),多為國內畸形發展(如貿易立國、產品單一等),基礎設施落后,兩極分化突出,加上不同黨派輪流執政缺乏長期規劃和處理矛盾的能力,不能及時主動轉軌調整經濟結構,使得局面無法收拾,掉進了不可自拔的陷阱,這與不能協調發展關系極大。比如:

阿根廷:由于在關鍵時節未抓住工業化發展的契機,從當時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淪落為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恢復元氣。

由于優越的自然環境,擁有大量豐富的農牧業資源,因此其經濟發展更多的是依賴農牧業產品出口,1929年前的幾十年,阿根廷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之一。但是,由于忽視了工業的發展,喪失了二戰前后的兩次工業化機會。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實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資金大量流入金融體系,形成龐大的投機資本泡沫,給國家金融帶來巨大沖擊,政治動蕩,社會問題增多,至今經濟發展長期萎靡不振,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巴西:協調失當致使經濟大幅萎縮,曾經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巴西,遭遇麻煩重重。主要原因有:其一,巴西有優越的“天然稟賦”,依靠原油、鐵礦石、大豆、咖啡豆、肉類、糖等產品出口來支撐經濟,由于近年來世界經濟疲軟,出口額連續下跌。其二,在收入水平較低、工業不成熟的背景下實施去工業化,第二產業在經濟中占比僅為23%,而服務業占比高達71%,遠高于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形成了產業的“偏頗繁榮”。其三,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后拖累經濟增長。其四,金融、財政政策失當。由此,落入“陷阱”。

印度:一直未全面實現工業化,雖第三產業獲得長足發展(早已超過GDP的50%),但基本上還是農業國,農村人口大體占60%,農村勞動力占74.4%。電子信息業迅猛發展,主要服務于發達國家,但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從表面上看,其增長速度不算低,但卻掩蓋著深層次矛盾,尤其是人口增長過快,人均收入較低,貧富分化嚴重,隱藏著危機。

同樣,這類國家也有這樣那樣的產業政策,但因產業政策多是維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其協調功能軟弱無力。

最后看原有社會主義國家:主要以蘇聯為例,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計劃經濟體制下管得過死的產業政策,一直片面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工工業,農業、輕工業落后,產業結構畸形化,市場供應一直緊張。蘇聯解體后,雖然留下了強大的重工業體系,但由于結構不協調,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強行實施“休克療法”,政府完全放棄調控,對市場“大放羊”,結果通貨膨脹5000倍,生活物資匱乏,經濟陷于快速崩潰之中,新自由主義最徹底的“試驗田”完全失敗。“休克療法”被強行終止后,俄羅斯主要靠石油出口維持經濟增長,而當國際石油價格下滑后出現了很大的困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又雪上加霜。其他東歐小國,也因其產業結構不協調,產品單一,先后出現經濟困境,不得不依賴西歐國家。

上述事實說明:第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其基本矛盾決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協調發展;第二,在其發展中也有這樣那樣的產業政策,但都不能從根本上克服不協調的矛盾,有時還加劇了不平衡;第三,計劃經濟體制下過于僵化的產業政策又人為地造成經濟畸形化;第四,協調是社會化生產的客觀要求;第五,實現好協調發展必須自覺使市場和政府“兩只手”耦合,關鍵在于“產業政策要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