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這種民事案件的二審，書面審理再加上庭詢就可以了，很少開庭。”邱恒榆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阿明，他想給本來沒抱什么希望的當事人增加一點“信心”。

緊張感不僅在訴訟雙方身上，這個案子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來說也是挑戰。

“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合議庭發現社會公眾對艾滋病的認知尚有較大局限，談‘艾’色變、‘恐艾癥’等情況在一定范圍內廣泛存在。”廣州市中院民事審判庭庭長、本案審判長陳冬梅坦言，話題的敏感對合議庭是一個不小的壓力。

二審結束后，二審主審法官年亞翻看相關報道。他發現，盡管點贊的也有，但更多黑壓壓的評論都在質疑法院的判定結果。他記得一位網友說：“法院既然覺得感染者不應該受歧視，為什么不招聘這人到法院工作，最好去飯堂就職呢?”

“盡管如此，合議庭的壓力主要還是來自：對于這樣一件輿論廣泛關注、法律適用爭議較大，具有新穎性、典型性的案件，如何準確適用現行法律作出一個公正而經得起檢驗的裁判。”陳冬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也正是考慮到這次案件對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合法權益，以及消除社會對艾滋病的誤解和歧視可能會產生的重要影響，陳冬梅在收到案件后，“認為二審有必要開庭審理”。

因為主審法官也是第一次接觸到此類案件，合議庭的3位法官在開庭前，即使下班回到家中，也要搜集相關資料。

“主審法官查閱了此前的數起艾滋病就業歧視案，就案件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比如離崗休息決定合法性問題、能否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問題等，查閱了數百個判例。”陳冬梅說。

除了查閱現有判例，主審法官每天都會打開世衛組織、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人社部、國家衛計委等網站，檢索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一審爭議較大的法律適用問題，他們還查閱了很多立法資料和學術文獻。最后，合議庭整理出的提綱足足有1萬多字。

對于這個全新的命題，合議庭庭前進行過兩次討論才達成共識。審判長陳冬梅提出，本案爭點明確，考慮到社會影響，如果案件事實能夠當庭調查清楚，可以考慮當庭宣判。

開庭當天，阿明和邱恒榆也沒想到判決會來得這么快。兩個小時的庭審后，審判長宣布休庭。20分鐘后，全體起立，只聽到一半，阿明就高興得“喘不過氣”，法官幾乎支持了他們的所有訴求，贏了!

判決明確了用人單位單方面要求阿明“離崗休息”違反《勞動合同法》，屬于“不提供勞動條件及變更勞動合同行為”;明確了國家法律規定艾滋病實行自愿檢測制度，不強制實施，用人單位主張給阿明停工醫療的理由不成立;明確了阿明雖然從事食品檢驗工作，但現行法律、法規、其他規范性文件及行業要求均無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從事這一崗位的工作，用人單位用此理由實質上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拒之于就業大門外，與我國法律法規、政策強調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的合法就業權益基本立場顯然不符。

“足額發放工資報酬本身不構成歧視，但因阿明感染艾滋病病毒而不讓其正常工作構成歧視。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艾滋病的無知和偏見，以及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合議庭把這句話寫進了判決書中。

“這起案件并非全國首例艾滋病就業歧視案，但本案判決首次確認用人單位以勞動者HIV抗體陽性決定勞動者離崗休息的決定違法。”年亞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在代理過多次公益案件后，邱恒榆也感嘆這次判決中法官的勇氣。“很不容易，終于以司法判決的形式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了名，很有力。”

二審宣判后，陳冬梅接到了不少同行發來的信息，稱贊法院的勇氣和做法。這些同行認為，此案從法理上給其他類似的案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足夠的支持聲音”。

但是，也有些人感覺情理上接受不了，擔心如果身邊有這么一個人，就像存在“定時炸彈”。

外地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聯系上了阿明，表示看到這次判決結果后大哭了一場。他也在招聘體檢中查出HIV抗體陽性而被雇主拒絕。不過他還是沒有想好是否要走上法庭，他怕周圍人的眼光，怕永遠失去工作。他打算以后再找工作時，讓人代自己體檢，“幫忙抽一管血”。

至于阿明自己，在漫長的維權過程中，他找了另一份工作。對他來說這是沒有辦法的選擇，與職業規劃無關，只是平凡度日而已。

(為保護受訪人隱私，阿明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