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毛澤東在延安定的一個象征性的紀念日。

這樣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為紀念日！——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1938年“七一”前夕，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的演講中，明確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

事實上，用月份的第1天作為紀念日，比較方便人們的記憶，類似的如五一國際勞動節、六一國際兒童節、十一國慶節。

從1938年到1940年，“七一”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尚未被普遍采用，提法也尚未完全統一。1938年6月12日陜甘寧邊區黨委發出的《抗戰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紀念宣傳大綱》提出：“7月7日是我們抗戰周年紀念日，這一個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紀念。”1939年沒有紀念黨的生日的公開報道。1940年7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提出：“民國十年（1921年）7月初……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群眾》雜志第4卷第18期也發表社論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周年紀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確認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并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是1941年6月《中央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4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并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指示》強調，宣傳的要點是：在黨外，“要深入的宣傳中共20年來的歷史，是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斗的歷史。他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在黨內，“要使全黨都明了中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為團結全國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每個黨員都要正確懂得如何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要加強策略教育，與學習黨在20年革命斗爭中的豐富經驗。”

這一年的7月1日，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分別發表題為《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廿周年》的社論，以此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新華日報》社論更是明確表示：“今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紀念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節日……”《解放日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編輯《中國共產黨20周年紀念特刊》，刊發朱德、林伯渠、吳玉章三位同志的紀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報》還大量報道了延安各機關團體紀念建黨20周年活動。

黨的一大召開日期的謎題

直到1979年8月，著名黨史學者邵維正在《黨史研究資料》上發表《關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的初步考證》（后于1980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公開發表，題目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才最終將一大召開日期這一謎題解開。

邵維正從代表行蹤、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當時的文字記載等多方面進行了嚴格認真的考證。

首先，從代表行蹤來看。

參加一大的代表中，李達、李漢俊原已在上海。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到上海較早。

根據謝覺哉的日記，毛澤東、何叔衡是6月29日從長沙動身去上海的。從當時的交通情況看，從長沙乘船去上海，約需4天左右。毛澤東、何叔衡到上海時間在7月3日左右。當時人們習慣于陽歷、陰歷并用，陽歷1921年6月29日，是陰歷的5月24日，因此毛澤東跟斯諾說5月到上海參加一大，符合實際。另據《少年中國》記載，毛澤東到達上海后，因距實際開會時間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游歷。

根據劉仁靜本人的回憶和考證，他是7月2日到達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年會。7月4日會議結束，他“擬留滬習德文云”，其實就是參加黨的一大。據此，劉仁靜應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陳公博參加一大后，曾于1921年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發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據此文記載，陳公博是7月14日從廣東動身赴上海的。在上海住了10天，“三十一夜遂趁車赴杭”。從7月31日向前推10天，陳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達上海的。

周佛海是利用暑期從日本回國參加一大的，到達上海應是7月下半月。

包惠僧到滬時間也較晚。據其本人回憶，他是7月15日坐海船從廣州直赴上海，大約20日到達。

據包惠僧說，董必武、陳潭秋二人到達上海的時間，和他不相上下。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6月3日到達上海，后又赴北京活動一段時間，再從北京回到上海。此后，一大才得以召開。

從代表行蹤和馬林活動安排分析，一大代表到齊并正式開會，應在7月下旬。

其次，從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來看。

一大參加者的回憶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會議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擾，會議被迫中斷。

另據陳公博、周佛海回憶，一大在上海召開的最后一次會議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東旅社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件。只要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時間，就大體可以間接推斷出一大在上海的閉幕時間。

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寫道：“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點多鐘，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利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個女子銳利悲慘的呼叫……”陳公博后來在《寒風集》中也詳細記述了此事。

而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了《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的消息，記載大東旅館發生命案的時間為7月31日。8月2日，又刊登了《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記載死者名為孔阿琴。陳公博、周佛海的記述、回憶與當時報紙的報道基本相符。

另據《上海生活報》1921年8月2日報道的消息：“前天，法國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國團體說，根據新的規定，一切團體在他們呆的地方舉行會議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以前取得警察的批準。”法國警察通知新規定的時間是7月31日，應是針對黨的一大的。這個記載也提供了一個時間概念。

以上事件可以推斷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會議是7月30日召開的，當天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以后會議才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舉行。

最后，從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

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向我國移交了一批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原文為俄文，沒有署名，也沒有標明時間。根據內容判斷，作者為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成文時間在1921年下半年。

文中記載：“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這與前面推斷的代表行蹤相符。

同時，文中還對會議日程進行了詳細描述，擬定議事日程和聽取各地小組活動情況報告，用了兩天；休會兩天起草計劃和綱領；然后開了第三、四、五、六次會議。“代表大會的第六次會議是深夜里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會議剛開始，就有一個偵探闖進屋里，他道歉說走錯了，可是終究使我們不能再繼續開會……為了繼續開會，只好到附近一個小城市（即嘉興——引者注）去。”這就告訴我們：一大在上海的會議開了6天，加上兩天起草文件，共計8天。從孔阿琴案件的間接推斷中，我們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會議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這和上段引文中所說“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相互印證，完全一致。

從以上幾個不同側面的論證中，可以確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7月23日的考證成果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但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一直延續下來。個中緣由如邵維正同志文中指出的：“研究黨的‘一大’召開日期，與繼續把‘七一’作為黨的生日，是可以相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