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來做電影院,一定把最好最新的技術帶過來”

海淀區雙榆樹的UME國際影城華星店,地處中關村核心位置,在許多北京市民的心中,這是一家承載了無數美好記憶的老牌影院。然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家影院的創始人竟是一位香港電影人。而且,這也是港商在內地開辦的第一家影院。

時光倒回到上個世紀末。那時,吳思遠經常來內地參加金雞獎、百花獎的活動,當然要看電影。但他發現,內地影院很落后,放映設備、影院設計完全不行。他曾在北京的國營影院觀影,坐在影廳都能聞到廁所的異味。還有一家影院,影廳入場口對著銀幕,有觀眾進出,光線便投射到銀幕上,很不科學。其實,當時很多觀眾已經不進影院看電影了,影院環境不好是一大原因。

吳思遠便想,“假如我有機會來做電影院,我一定要把最好最新的技術帶過來。”然而,他也只是想想而已,當時內地大部分影院是國營機構,私人影院都比較少,更別說香港人開的影院。

到了2002年,機會來了。雙安商場對面,一家名為奧華的電影院倒閉了,沒人敢接盤。影院問吳思遠,要不要接。吳思遠第一次站在影院門口,踱過來,踱過去,走了好幾圈,心中反復問自己:“要不要做?要不要做?”那時,投資影院是一個相當冒險的決定;而且,他一旦決定接手,還必須全面改造。

他發現,這家影院位置很好,正好在街道轉角上,周邊有高校、居民區,還有中關村這一高新技術區,潛在觀眾群體很大。他決定賭上一把。

很多人罵他笨蛋,說你干嘛要在內地開影院?他曾試圖在香港找人合作投資,被很多人拒絕了。他們的理由是:一,內地的電影票太便宜,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賺回錢來;二,內地的電影沒什么好看的,觀眾不愿意看;三,滿街盜版太猖狂。于是,吳思遠只得自己投。

“為什么我敢投?首先,我覺得中國簽了WTO后,每年會引進20部美國大片,這20部肯定好看吶!其次,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知識分子、白領階層有精神需求,最低的娛樂就是看電影。另外,盜版行為政府最后會慢慢取締。”談起當年的孤注一擲,吳思遠有些得意地表示,自己是因為對國家發展有信心,才敢投資。

接手影院后,吳思遠將其外觀和內部全部推翻重來,動了個“大手術”。他從香港請了專業的影院設計師,設計出多廳影院。原先影院門外是一道圍墻,他便把圍墻拆掉,變成商鋪。UME這一名字,則出自吳思遠女兒之手,意為ultimate movie experience(極致的電影體驗)。

影院一開張,便獲得了轟動性的成功。不到三個月,吳思遠又在上海新天地開了第二家影院,生意依舊火爆。對此,吳思遠至今都感到很自豪:“不是說電影市場好了我才投資,而是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目前,UME在內地共有37家投入運營的影院,在建的還有5家,今年底就能開業。UME還將簽約十幾家影院,很快便能達到50家。

吳思遠清晰地記得,華星店開業那天,他和UME影院管理集團CEO陸遙非常激動,二人在影院門前的旗桿下合影,“當時的我還屬于英氣勃發,十多年間,確實蒼老了很多。”

“制片廠一點利益都沒得到,

怎么有拍好片的積極性呢”

毋庸置疑,吳思遠是一位成功的制片人和影院大亨。但其實,他對香港電影更大的貢獻在于,曾倡導、推動了一些影響整個行業的制度性變革。而第一個便是有關合拍片的優惠政策。

2003年,為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經濟的共同繁榮,中央政府將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最初,CEPA里并無電影業一席之地。當時,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路,東南亞市場大幅萎縮。吳思遠想:要是CEPA能加上有關電影的優惠政策,就好了。

一次,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請吳思遠吃飯,吳思遠便問:“董先生,CEPA里能不能加入電影啊?”董建華一聽,覺得這的確會對香港電影業有幫助,也很高興,但他也跟吳思遠坦言,這也許會很困難。吳思遠便纏著他,請求他能不能幫香港電影想想辦法。

“后來,有關電影的政策真的加到了CEPA里!”吳思遠回憶,當董建華打電話告知他這一好消息時,他還在上海,但在第一時間飛回了香港,又叫上時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梅艷芳,舉行了一場媒體見面會,向社會公開了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我前段時間見到董先生,還跟他說,特別感激他為香港電影做出的貢獻。CEPA里關于合拍片、香港電影進口的優惠,為香港電影爭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間,促進了兩地電影的共同發展。”吳思遠說。

內地現在普遍實行的票房分賬發行制度,也是由吳思遠當年最早提出并實踐的。

吳思遠來內地取景時發現,內地的電影發行,仍采用“賣拷貝”這種落后的方式。各大制片廠都沒有發行權,拍完影片后,要交給中影公司,由中影壟斷發行,然后一個拷貝一萬多元錢賣給地方影院,賺的錢,大部分都是中影的,與制片廠無關,“制片廠一點利益都沒得到,怎么有拍好片的積極性呢?”

有一次,時任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的田聰明對吳思遠說:“老吳呀,你介紹一點國際上的先進經驗給我們唄。”吳思遠便把怎么分賬、怎么讓大部分票房收入歸片方所有,一一解釋給他聽。田聰明當即拍板:“好!我們搞第一部試驗,就從你的《黃飛鴻之三:獅王爭霸》開始。”

于是,這部與北影廠合拍的武俠片,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票房分賬的影片。“這個在中國電影史上要寫一筆!”吳思遠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說到大陸、香港、臺灣三地導演研討會這一制度,吳思遠是最初的發起人。上世紀80年代,吳思遠發現很多香港電影人對內地一無所知,也缺乏交流。香港電影界與臺灣電影界的交流更密切一些,但也沒有十分完善。

1988年,香港電影導演會成立,吳思遠是首任會長。他提出建議:能不能搞一個兩岸三地導演研討會?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激烈的反對聲四起。但他沒有放棄,各處周旋。最終,在他的努力下,研討會終于獲得批準。1992年1月10日至15日,第一屆“海峽兩岸暨香港電影導演研討會”在香港舉行。內地導演謝晉、謝鐵驪、謝飛來了,臺灣導演李行、朱延平、王童來了,香港影壇的主要領路人更是幾乎全部到場。大家共聚一堂、傾心交流……這一研討制度,延續至今。

結語

五月至今,本版推出“北上·文藝記”專欄,相繼呈現深度訪談《文雋——拍好片要懂民情,要跑菜市場》《曹誠淵:現代舞拓荒者》《怪才林奕華北上十年遇知音》《陳可辛——一個香港導演的適者生存哲學》《徐錦江——重拾畫筆歸來,這條路走對了》《馬家輝——香港“賤嘴馬”游走內地文壇》《林玉芬——東棉花胡同走來香港女生》《陳寶華——想寫好劇本要把自己當本地人》《莫華倫——內地耕耘十載升級“莫導演”》。

此篇吳思遠訪談,是為“北上·文藝記”收官。砥礪前行,內地與香港的文化領域融合攜手,仍將繼續,期待更多后來人續寫光輝歲月之傳奇變幻。那時,我們再去探尋那些不一樣的人生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