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榜“晾曬”孝心基金促進孝文化回歸

在禮崩樂壞、綱常顛倒的古代社會轉型期,孔子和他的門徒們提出重建“禮儀之邦”的重要性,這些“仁愛”學說而后延續千年成為傳統文化和家庭倫理的核心。其中,孝是做人的基本。

當今社會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當外出打工、異地分居、隔代同居成為農村普遍的家庭構成時,子女能否孝敬老人、如何孝敬老人,成了一道難解命題。

山東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傳統的孝悌倫理仍然為這里的百姓和官員所看重,甚至成為農村幸福指數的一種衡量標準。許多基層官員、村干部坦言,政府除了做好物質上的養老兜底“硬件工作”(如建設養老院、發放養老補助)之外,如何在“軟件”層面上重振農村孝道,也是他們正致力于解決的問題。

在沂蒙山區的一些村委會大院里,記者看到帶有“孝心家庭養老基金”字樣的公示榜。其中的內容均是村里70歲以上的老人及其子女的姓名,在子女姓名后一欄標注著每人60元到150元不等的孝心基金認繳明細。這是當地為防止村中老人因無法從子女手中獲得每月基本生活費而采取的新舉措。

沂南縣青駝鎮河西村黨支部書記王京海說,以老人每月最低獲得100元的標準,老人的子女按季度到村鎮上交孝心基金；同時,子女每繳納100元政府補貼20元,一并存入基金賬戶。“每個月都會親自將子女的孝心費送到每戶老人手中”。

一些人覺得這種制度純屬多余,但也有專家提出不同見解。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認為,“孝心基金制度并不多余。在部分農村地區,一些子女疏于贍養失去勞動能力的高齡父母,老人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種情況并不少見。”青駝鎮鎮長李桂杰說出這種“土辦法”的原理:村民輿論和臉面是很重要的事情,這也是孝心基金張榜“晾曬”可以發揮作用的原因。

在孔子故鄉山東曲阜市,近年來,政府從儒家思想中擷取“愛、誠、孝、仁”4個字作為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建設的支點和承接點。村莊來了儒學講師,舉辦國學講座,普及儒學知識,提高村民素質,為和諧的村風民風點燃星星之火；推動互助養老新模式,村干部和志愿者定期與孤寡老人談心、進行生活服務,老人們集中居住彼此照應,在精神和心理上慢慢有了關懷和慰藉,讓老人們“離家不離村、出門有熟人”。

“當前,傳統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保護難題,特別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傳統的鄉風民俗淡化,淳樸的民風變成了追名逐利、爾虞我詐,村民之間互相幫助關愛少了,孝老愛親的風氣被弱化,不尊老愛幼等現象時有發生。”曲阜市扶貧辦一位工作人員說。

無論是政府設置孝心基金還是通過儒家文化讓傳統村風民風回暖,都是政府施加必要道德壓力以促進孝文化回歸的主動作為。有專家認為,孝已被人們公認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義務,在道德義務的范圍內,必要的外在壓力是任何一個社會進行道德規訓的必要手段。

在孝道問題上,孔子把父母作為孝的對象,“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并要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把對父母的孝作為自己修身進德的基礎。相對于孔子,孟子則更強調孝的自覺性,他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甚至提出更高的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與孔子心中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一脈相承。

每位社會成員應該自問在物質生活日漸充實的同時,自己在“老吾老”這件事上做得如何；每個人都應該反思自己是否將傳統孝道的美好道德準則降格了；每一個相關的政府部門也應自問是否通過體制機制督促和保障每個子女、每個家庭都能做到“老吾老”。

農村敬老孝老,關乎道德也關乎經濟

在國內一些地區,農村養老問題不容樂觀。近日,媒體的公開報道顯示,“由于人們思維觀念的變化和外部監督力量的消失或不力,導致孝道在我國農村地區面臨式微的趨勢,孝道的踐行遇到了種種挑戰”。研究者進一步梳理認為,一些農村地區孝道式微,不但表現為子輩對父輩止于“僅養”、趨于“不養”、忘于“前養”,而且表現為父輩對子輩的“重養”,對孫輩的“反養”。

農村養老難題,在部分農村地區確實存在,但細究其原因,不應簡單歸咎于“孝道傳承”失守。

《中國養老產業發展白皮書》中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2016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3億,在總人口數中占比超過16%。目前,我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2400多萬,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萬人；預計到2050年以后,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會保持在1億人這個規模上。而老年人口數量將超過4億人——平均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

老齡化進程加快,高齡老年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數量的持續快速增長,對家庭和社會意味著更嚴峻的養老問題。在整體發展相對落后、經濟來源相對單一、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差的農村地區,在養老方面面臨著客觀、現實的巨大壓力。

“百德孝為本,百善孝為先。”尊老敬老,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孝敬父母,乃是為人子女的義務本分。對于具備“盡孝”能力而不愿贍養父母的子女而言,破解“養老難”問題,確實需要從思想觀念層面“糾偏”“對癥下藥”,培養行孝、盡孝的內在驅動力；而對于行孝“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子女,不應苛責其缺少“孝道傳承”,而應正視這一現象背后的社會、經濟原因。

當前,不少農村地區都面臨著嚴峻的“空心化”問題。為了更多的收入、更多的就業機會,大量青壯年流向城市,成為進城務工群體；而孤守村莊的,多是老人、兒童。在此情況下,子女對父母的贍養難免停留于經濟上給予一定支撐,無法給予更多及時、充分的關心與照料。因而,媒體報道中所提及的,“提供一定的經費以保障父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也就是達到‘僅養’的程度”,以及留守家園的父輩承擔起“反養”孫輩的重任,這種現象確實廣泛存在。

不過,此種狀況下的“僅養”與“反養”,在主觀層面更多地并非由于子女孝道缺失、不愿意承擔贍養的責任,而是為了家庭能有更多的收入來源、更好的生活條件等現實動因。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式的耕作,很多時候能“糊口”卻不足以更好地“養家”,勞動力走出農村有著客觀需求。

在記者的調研中發現,“不養”更多與農村地區的發展實際以及抗風險能力相關。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成為農村養老面臨的現實挑戰。一旦老人出現重大疾病,對很多農村家庭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重負。雖然近年來,隨著農村醫療保險改革的推進,醫療費用的負擔有所減輕,但對于偏遠、貧困地區而言,依然可堪憂慮。

除此之外,對于部分孤寡老人而言,“不養”則體現于主體不明下的“無人來養”。由于福利機構、養老設施、社會保障相對于城市地區的不完善,讓“老有所養”真正落到實處,存在一定困難。

說到底,農村養老,關乎鄉村治理這一宏觀命題；孝老敬老,不只是道德問題,同樣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如何讓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優化,如何避免“盡孝之心”折戟于堅硬的現實無奈,折戟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心疾首,應當是有關部門著力的重點。

國風之本在家風,家風之本在孝道。讓老人能夠老有所養、安度晚年,而不是在孤獨、貧苦中度過余生,關乎千百年的傳統文化傳承,關乎社會道德底線的堅守,同樣關乎社會發展進程中百姓“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