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涉黃宣傳招搖，未成年人易淪陷其中

隨著即時直播軟件的興起，不少曾經火爆朋友圈的延時類直播軟件優勢已經不再。這也意味著，直播平臺正在經歷大浪淘沙的過程。

“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在國內提供互聯網直播平臺服務的企業超過300家，且數量還在增長。”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負責人此前向媒體公開透露。

有些直播平臺逐漸成為黑色交易集散地。伴隨著直播平臺衍生出的分享QQ群、賭博、詐騙等也開始活躍起來，許多地下涉黃直播平臺為了躲避監管，每隔一兩周就會更換一次平臺名稱。而網絡主播和觀眾通過QQ群、微信群等第三方平臺的聯系，可以及時轉入新直播平臺。

記者采訪獲悉，有些直播平臺觀眾魚龍混雜，并有向低齡化發展的趨勢。沈陽的王女士曾公開發帖表示，其00后的弟弟癡迷直播，白天上課睡覺，凌晨兩三點鐘觀看直播，且手機上裝有數個直播軟件。趁弟弟不注意，王女士隨即點開其中一個，發現均有主播裸露身體做不雅動作的畫面，并不斷向觀眾索要禮物。“希望國家能夠對涉黃直播加大打擊力度。”該女士呼吁。

“網絡直播中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要特別引起重視，可以建立網絡直播分級制度。”朱巍建議，在各大直播平臺可以設立允許未成年人進入觀看的區域和禁止未成年人觀看的區域，可以考慮按年齡段劃分未成年人可以觀看的直播內容，甚至對每日觀看的時長進行嚴格限制。

針對未成年人三觀尚未完全形成、具有較強的模仿性的特質，王天毅不無擔憂地說，一旦看多了負能量“爆棚”的直播，未成年人很容易在遇到挫折或者面對困難時受到一定的誘導，甚至走極端，這種負面的社會影響不可小覷。他建議，可以通過接入直播平臺實名認證等方式完善防沉迷系統，家長和學校也要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必要時可以開設法律課和興趣班等豐富未成年人的文化生活。

驟然收緊的監管與自省式凈化齊發力

從2016年9月起，網絡直播領域的監管驟然收緊。

2016年9月9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重申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機構開展直播服務，必須符合《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和《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業務分類目錄》的有關規定。

2016年11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該規定主要實行“主播實名制登記”“黑名單制度”等強力措施，且明確提出了直播平臺“雙資質”的要求。

2016年12月12日，文化部印發《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對網絡表演單位、表演者和表演內容進行了進一步的細致規定。

大量新規的出臺，讓火爆的網絡直播業經歷了一場全行業的道德校準。今年4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會同有關部門關停了“紅杏直播”“蜜桃秀”等18家傳播色情淫穢內容的直播企業。5月，文化部處罰了“一直播”“在直播”等10家縱容主播傳播非法內容的企業。

有人認為，網絡直播行業將因此面臨一次大的洗牌，但朱巍認為，事實上效果或許并沒有那么明顯，大量的打法律擦邊球以及觸犯法律紅線的直播依然存在。從業人員素質低和內容低俗依然是網絡直播的兩大硬傷。

“網絡直播平臺可以多吸納有積極向上原創內容的主播入駐，嚴厲打擊炒作、突破道德底線獲取關注的直播亂象。同時也要明確網絡直播平臺應該落實的主體責任，應當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管理人員，建立健全信息審核和信息安全制度，完善值班巡查、應急處置等管理措施。”朱巍告訴記者。

面對相關部門的規定密集出臺、嚴加管控，企業逐漸開始了“自省式凈化”。

記者發現，現在打開映客的任何一個直播間，在直播畫面左下方都會看到直播消息：“我們提倡綠色直播，封面和直播內容含吸煙、低俗、引誘、暴露等都將被屏蔽熱門或封停賬號，網警24小時在線巡查。”除投入大量的人工成本外，有些網絡直播平臺通過技術研發，掌握了一套更加快捷的管理技術，并將其應用到了直播的管理中。

“傳播行業只有一個東西在變化，就是效率在變化。”在中國傳媒大學文法部副學部長王四新看來，不能因為直播的負面影響就否定其給社會傳播方式創造的價值。“對于直播來說，有關部門的監管往往是滯后的，需要經歷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因此，應當避免矯枉過正，否則會遏制整個行業健康發展的態勢。”

今年以來，伴隨著多家直播平臺悄然離場，各大直播平臺也開始探索差異化的轉型之路，一場直播平臺的轉型記正在悄然上演。映客、花椒擁抱第三方開通接口并參與綜藝制作，還做起了游戲等垂直領域，斗魚還聯合去哪兒網發起旅游＋直播等。朱巍認為，有一定用戶積累的網絡直播平臺想要留住用戶，就必須擺脫單一的發展模式，在道德和法律紅線內另辟蹊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