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需要依據，而且是剛性的依據———立法。

1988年，臺灣修訂了“廢棄物清理法”，其第16條明確規定實行回收責任制，凡是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垃圾，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制造、輸入或原料之制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并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但是這種政府制定回收率、各單項業者進行回收的政策存在明顯問題：一是大量拾荒者被排除在外；二是回收率造假、注水等問題嚴重，很難查處。

1997年，根據新形勢需要，臺灣對“廢棄物清理法”進行了修訂，明確制造業者和進口商必須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成立資源回收基金，以回饋的方式鼓勵全民參與，建立開放的回收清除處理市場，以達到資源可持續利用之目標。同年，臺灣“環保署”成立了一般廢物及容器、廢機動車輛、廢輪胎、廢潤滑油、廢鉛蓄電池、農藥廢容器、廢電子電器物品及廢資訊物品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等8個基金管理委員會，輔導并執行應回收物品及容器之回收清除處理。1998年，在社會各界強烈呼吁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被納入政府預算。

2005年起，臺灣環保部門推行強制垃圾分類，居民必須在家里對垃圾進行粗分類，不分類則會被拒收，屢教不改或被處罰1200-6000新臺幣。

在筆者看來，臺灣垃圾分類回收能取得明顯效果，政府主導是一個重要原因，而立法則是實現目標的保證。

柔———宣傳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

有感于桃園市的見聞，筆者在宜蘭縣也特別注意了當地的垃圾處理情況。傍晚時，我發現很多臺灣百姓從巷子口出來，拎著樣子差不多的袋子，有秩序地站在路邊在等著什么。一問才知道，他們是在等垃圾回收車到來，這讓筆者著實驚訝。

在宜蘭縣的一個夜市里，游客眾多，筆者還驚訝地發現垃圾桶附近有一個工作人員，專門引導一些不習慣、不適應“垃圾分類”的游客進行垃圾分類。在和臺灣民眾互動交流的過程中，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垃圾分類回收利用已經成為臺灣民眾的價值共識。

垃圾分類的主體是誰？是廣大百姓。發動百姓參與就需要采取更多柔性措施。據筆者了解，臺灣最初推廣垃圾分類政策時，百姓也不太習慣。政府采取了多種形式來宣傳教育引導百姓參與進來，比如利用電視、網絡等媒體，在學校舉辦繪畫、演講比賽活動，成立義工隊向社區發放宣傳單進行宣傳、在居民傾倒垃圾時進行監督、指導等等。

與此同時，政府部門還采取獎勵辦法吸引百姓參與垃圾分類。在臺灣的一些便利店里，回收半公斤電池獎勵一個茶葉蛋，回收一公斤電池獎勵一瓶立頓奶茶。便利店不會做賠本生意，他們會將這些廢舊電池交給中間回收商，會得到一筆收入；中間回收商將廢舊電池交給處理廠商，也會得到一筆收益；處理廠商按照規定處理完畢之后，就能得到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的“制度補血”。換言之，“垃圾分類”已經成為了環環相扣的利益鏈條，讓利益相關者都能從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就實現了全民參與。

大陸也較早地認識到了垃圾分類的重要性，比如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等8個城市被確定為全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是17年來，這些城市垃圾分類成效有限。有人甚至批評現有的垃圾分類政策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稻草人”。在筆者看來，與其批評抱怨，不如借鑒臺灣“剛柔并濟”經驗。

當然，“垃圾分類”并非一蹴而就的，我們既要有“問題意識”也要有“過程意識”；只有提升全社會對“垃圾分類”的價值認同并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和配套支持，“垃圾分類”才能更快地成為日常生活的圖景。(作者系湖北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