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引入“惡意補足年齡”來震懾這些孩子

劉宏艷的觀點，得到了坐在身邊的王家娟老師的支持。王家娟是全國人大代表，是遼寧省遼陽市的一位高中老師，已經當了26年的班主任。

在普法的時候，王家娟曾經問過一些學生：“你做錯了事該怎么辦？”“找我爸，找我媽擺平。”有孩子回答，這讓她有些失望。

從2013年開始，王家娟一直關注青少年犯罪情況。她舉例，在一個學校，有學生組織成“青龍幫”“虎頭會”的“幫派”，成員基本上是富二代。一次，“青龍幫”成員到“虎頭會”成員的寢室，把對方打得頭破血流。王家娟得知后找到學校了解情況，學校卻回答“沒事，學生就破了點皮”。學校也沒有給公安機關報案，雙方就私了了。

“媒體每年報道校園欺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到今天已經有26年了，為什么我們國家的青少年還屢屢受到侵害？就因為《未成年人保護法》是一個‘軟法’，只有修《刑法》才能硬起來。”帶著東北口音的王家娟說出自己的觀點。

“我今年提出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提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她給出的理由是：“（很多孩子認為）我是未成年人，你能把我怎么的？對他們從輕處罰甚至是免責，就等同放縱他們犯罪。”

《刑法》第十七條對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王家娟提出建議，對于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如果在這個年齡范圍內累犯的話，應該取消刑事豁免權，追究其刑事責任。

有一種觀點是“惡意補足年齡”。在一些西方國家，對于10歲和10歲以上不滿14歲的人制定了特殊規則。這些人年齡小，被推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但是，如果證明某個兒童“對危害行為有辨別能力”，即了解行為是錯誤卻還有意為之，就可反駁這一推定，屬于“惡意補足年齡”。

王家娟進一步建議，有一些案件性質非常輕微，出于保護未成年人可以采用不起訴的方式。未成年人保護，不應該盲目地反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而是對特別惡意的犯罪采用“惡意補足年齡”，震懾住這些孩子。

反對：不降低“刑責年齡”不等于“放羊”

“我理解大家降低刑事犯罪年齡的心情，看到個案我們會有情緒，但是立法還是要理性。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宋英輝回應這個問題，他并不主張降低14周歲這一刑事責任年齡。

宋英輝直言，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多數還是由家庭和社會環境造成的。如果這些孩子換一個環境就是很好的孩子，所以隨意降低年齡，把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讓未成年人自己承擔就有點不公平了。

從醫學角度，他也給出理由，有大量的醫學證明，真正成熟的人是在20~26歲之間，所以未成年人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的能力跟成年人不一樣，有時候控制不了自己。另外，他的認知能力不足，這種情況下簡單的加重刑罰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他最擔心，未成年人出現問題之后，社會對他們的干預方式是非專業的，簡單用處罰方式對待這些孩子，他們的人格形成、再融入社會和正常人際關系交往都可能會形成障礙，甚至會形成反社會的傾向。

“社會為此付出的后續代價會更多，所以各個國家不太強調簡單的刑罰處罰！”他說。

有很多人關心，不降低14周歲的刑事責任年齡，是不是意味著沒有其他辦法？

“恰恰我們要補足這塊兒，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給他定罪，不是不管他。”他認為，如果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教育矯正體系，民眾對降低責任年齡的呼聲也不會這么高，管束的時間可以更長，比如定罪3年，管束時間可能達到5年或者6年甚至更長時間，直到把他矯正好為止。

道理很簡單，少年案件與成年人案件相比，處理起來的差別太大了。作為學者，宋英輝還注意到，有的犯罪小孩兒抓了放，放了抓，一直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他強調，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機構一定要專業，比如應探討是否設立專門的少年警務機構。

宋英輝提出：“要知道，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中沒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少年警務，就像一個國家的醫院沒有兒科一樣。”

他警告稱，如果機構不專業，光靠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嚴重犯罪行為，辦案效果有時候會相反。

宋英輝還觀察到一個現象，北京的檢察機關做了統計，在學校，違法犯罪的孩子勸退率在60%，勸退之后的復學率是23%。勸退之后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學，那么問題就來了，這樣下去他們的重復犯罪率就會越高。要知道，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不能一味把學生勸退或者開除，實在管不了的孩子，可以進入專門學校或者其他機構，但不能輕易推到社會上，一推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