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條框框

相親角有一個海外區，專門供海外留學工作的青年家長交流。黃珀是坐鎮海外區的常客，女兒今年24歲，在芝加哥香檳大學讀碩士，已拿到綠卡，將定居美國，因此他想給女兒找一個大10歲左右的美籍華人男孩，儒雅正派人品好的人才。

范圍的縮小增加了配對的難度，他聊過四五個男孩最后都沒成，便順帶幫這些男孩掛牌。他每周都帶飯來相親角，坐在海外區正中央，靠馬路邊，有人經過，就扯著嗓子：“美國女孩!哎!93年的女兒!93年的!”

“呵呵，這位老兄就是在推銷女兒，但是他推銷的女兒價格太高，要優秀男。” 毛尚志第一次來公園就注意到了黃珀，這次又在同一個位置看到他擺攤，便蹲在一旁與其攀談。黃珀帶了女兒的照片，但一般不碰到滿意的，不會拿出來給人看，“誰也沒見過他女兒長什么樣。”

毛尚志也是上海本地人，與其他家長不同的是，他是被兒子叫過來相親的。兒子近三十，最近開始著急了，主動提起人民公園有個相親角，毛尚志明白兒子自己不好意思來，便答應替他過來看看，“來了一看，都是老頭老太。”

他不喜歡這個地方，大家一見面就問房子、戶口、收入、學歷、外貌、有無婚史，“有過婚史，身價一落千丈”。在他看來，這樣的相親無異于推銷。

有些本地人非上海戶口不談，“沒有戶口，每月收入幾萬都沒用。”毛尚志說上海男孩條件差點的都找外地女孩，上海女孩一般不肯嫁給外地男孩，黃珀插一句：“肯嫁的，優秀的肯嫁的。”

有些外地人也不愿找上海人。那位姓周的新上海人對未來女婿的要求中，有一條就是不能和父母住。

有一對杭州夫婦停下來看傘上的信息，曹麗第一句話就問：“你是上海人么?上海人我們不考慮的。”杭州夫婦心領神會地笑了：“我們也不考慮上海人，這是小孩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來看，小孩是有框框給我的。”

“他們首先問我兒子有沒有房，有無房貸，根本不問小孩子性格怎么樣。”坐在曹麗旁邊的陳香梅也是安徽人。曹麗說，在相親角里，有戶口、有房、有車就是標配，對男孩尤其如此。

有位六十多歲的上海家長，兒子三十多歲沒結婚，就是因為沒房子。有家長認為，相親角男孩少，是因為男孩要買了房，才敢在這里掛牌。

“那么貴的房子，不是隨便買就買得起的。”陳香梅認為房子應該兩個人一起買，男方可以出多一點。“現在有房不行，還要問有沒有獨立的婚房，還要問你跟不跟你小孩在一起住。”她認為父母沒有權利給子女找對象還設置那么多條件。

不過，待她知道很多女孩貸款買房給父母住后，在條件上又加了一句：有房無貸。

毛尚志說兒子本科學歷，在相親角屬于中下等條件，“女方本科，要求男方是碩士，女方碩士，要求男方是博士。”如果說自己孩子是研究生，還會被追問本科在哪里讀的。

“小孩優不優秀，得看本科。”一對已定居上海的哈爾濱夫婦對曹麗的女兒很感興趣，雙方交談完留下聯系方式，但曹麗不太滿意，因為男孩是南京理工大學畢業的。“他要是南京大學，我還覺得不錯，南京理工，沒聽過。”

有位博士家長的兒子也是博士，1980年生，在國外開律師事務所。他給兒子找對象最看重學歷，必須要“有文化”，最好是知識分子家庭或農工家庭，“經商的絕對不行”。他看到一個牌子寫著普林斯頓畢業的，就問在普林斯頓讀了幾年，女孩媽媽說讀了一年，“我一聽就有問題的啊，沒必要再聊了。”

有人看重長相。有位家長一上來就問陳香梅要兒子的照片，說“長得不帥，其他條件再好，也不行，長相可以，再看其他條件。”

有人則死磕“身高”。一位男方家長的牌子上寫著要求女方身高1.65米以上，路過一位阿姨問：“我家孩子1.63行嗎?”他連忙搖手：“這不行咧!”

曹麗得知杭州夫婦的兒子是交大工科碩士，在外企工作，繼續問對方身高，“我們是有身高要求的，175以下，看都不要看，少一厘米都不行。”這是她女兒提出的要求。杭州夫婦的兒子1.78米，曹麗覺得挺不錯，但他們離開了，沒有留聯系方式。

羅書寰在相親角認識一位從貴州回來的上海知青，兩個兒子條件不錯，唯獨身高有點遺憾，“男孩一米七不到!”因此找了好多年沒找到，勸他把要求放低一點，他說不行。

也有一些莫名的條件，比如有位獨生子女家長只找獨生子女，當聽到對方是為親姐姐找對象時，直接拒絕：“那不要，我們獨生子女對獨生子女。”

挑著挑著就耽誤了

學者孫沛東在《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和“白發相親”》一書中曾分析改革開放后上海青年的婚戀觀變化：擇偶標準中的政治主導因素逐漸被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和個人品質所代替——70年代末曾經出現過“海陸空熱”;恢復高考后，80年代初，社會上的擇偶觀念又出現了“文憑熱”;與此同時，上海的對外交往日益頻繁，“涉外婚姻”逐漸成為城市時尚。進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擇偶中出現了拜金主義傾向;90 年代，“傍大款”現象日益普遍。

書中寫道，進入21 世紀，市場資本和消費文化成為影響上海青年的擇偶標準和婚戀觀念的新變量，個人的形象資本、家庭的經濟資本和社會地位在婚姻市場上的地位更加顯著。上海近幾年來“飛揚跋扈”的房價，直接使婚房這個問題日益嚴重化了。

“結婚要兩個人投緣，緣分的事情沒解決，上來就問，房子有吧?汽車有吧?鈔票有吧?像做買賣一樣，賣女兒啊!我有三套房子，你也要有三套房子，有毛病!我有三套房子還找你啊?瞎搞!”賴須偉看不慣相親角里的一些“物質主義者”，越說越氣憤。他是上海人，替31歲開救護車的兒子找，家里開店做生意，開電瓶車過來要半小時，在相親角待了一年多，每周末從早上8點待到下午4點，一天兩壺水。

他有自己的生意和社交圈子，跑來這里純粹是為了幫兒子解決問題，“幫他找一個好一點的，讓他開心一點。”他希望找個平平淡淡過日子的兒媳婦，最關鍵兩人心靈相通，其余條件都是靈活的。

一位上海本地老人過來問曹麗，一聽是安徽阜陽的，立馬變臉：“哎呦喂，阜陽的，那苦啊!阜陽苦噢!”說完掉頭就走。曹麗覺得像聽了個笑話，“有什么苦的?我們好著呢!我們在上海買了兩套房，怎么苦了?”

在賴須偉看來，由于地域文化隔閡，上海人原則上只找上海人，條件差一點就找江浙，然后是安徽江西，東北的基本不考慮。有個安徽籍的男家長過來看他兒子的信息，他第一句問對方是哪里人，接著又問：“來上海多少年了?”“好多年了。”“二十年有嗎?”“沒有，十幾年。”

談話結束。這位家長走了后，賴須偉對記者說：“這個百分之百不要。”問他如何判斷，他說：“問題一推出去就知道了。在上海二十年肯定賺到錢，房子也有了，沒有二十年肯定沒錢。”

來自江蘇淮安農村的李世嚴已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沒有上海戶口，沒有獨立婚房，兒子今年29歲，在中鐵上海設計院上班，工資一萬七。有個面貌可愛的女孩上前搭訕，他先問人家工作收入、五險一金，“我們要找個收入高的，要一起買房。當然女孩在上海有房，工資不高也可以考慮。”

有位阿姨在相親角找了三年，要求女孩“漂亮、膚白、眼睛大”，身高一米六，家境相當，上海有房。“只有一套房，我們不考慮的，要有兩套房。以后養了兩個小孩，就不用買房了，經濟壓力沒那么大。”兒子今年33歲了，她說如果再過一兩年還找不到，就把要求放低，“不能再等了”。

作為女孩家長，楊宗恕經常被問三個問題：“女孩子漂亮吧?工資收入多少?房子買了嗎?”他一聽到就頭痛。女兒一畢業他就來相親角，待了近八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看到一個男的牌子上寫著：月薪4000(稅前)，“我都替他不好意思。”他說，“上海男的超過30歲，拿五六千的多了，這種人就廢掉了，不能要了。”

其實，他女兒在香港工作，已經談了一個男朋友，但他不滿意，因為男方是農村人，家境一般，畢業好幾年，工資3萬港幣，在香港屬于中等水平。如果在香港買房，男方只能出20萬，女兒希望父母能幫忙，他答應給女兒100萬。

“她談她的，只要一天沒定下來，我還是可以去給她找個更好的。”楊宗恕說，要找個在香港工作的上海人很難，前不久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條件不錯的，因為男方不會燒飯，跟家長沒談攏，吹了。

68歲自稱教書的上海人崔睢認為，女孩找男孩必須得有獨立婚房，而且一室一廳不行，一定要兩室一廳，這樣夫妻吵架時能有各自的空間，等冷靜下來再到廳里握手言和，有利于婚姻和諧穩定。

在他看來，找對象沒有那么困難，他在相親角8個月就幫女兒找到了，后來又幫三個學生找到了，現在在幫一個83年的男學生找，有信心今年可以找到。

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論。每次周六下午三點左右過來，“下午兩點半到四點半是黃金時段，早上的價錢都很高，到下午三四點會降下來，我挑便宜貨啊!”旁邊家長一聽就懂，他得意地笑了，對記者解釋：“比如早上他要求三室一廳，價位很高，等到下午馬上要回去了，就開始降價，一室一廳也要了，見一面再說，不然又要等一個禮拜。”家長們心情迫切，都希望周六看到合適的，周日就讓孩子們見面。

“這里是來上班，不是來旅游的，你拿一個蘋果，我拿一口蛋糕，交來交去，時間都浪費了。”他認為，很多家長找不到是因為不講究效率和方法。“談朋友要靠追”，看到喜歡的應該主動出擊，但很多家長一早過來，把傘往地上一放，就坐一天，“放五年也沒用。”

羅書寰的意見則不同，他覺得相親角成功率低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在挑，你挑我，我挑他，“眼睛都挑花了，今天看一個蠻好，明天看一個還要好。”

“大家都不認識，只能互相談條件，談來談去都耽誤了。”替37歲的女兒找了多年的何力說，以前把條件定得很高，錯失了很多機會，現在覺得什么條件都無所謂了。“小孩子其實很單純的，復雜的就是家長，想得太多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