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接到一個求助者的電話，對方告訴他自己所在的傳銷組織“騙來的都是農村里窮人”。蔣德勝為了取證，佯裝求助者以前工作單位的領導，進去傳銷組織里“考察項目”。

待了三天，他掌握了傳銷組織的運作模式，人員和資金規模。出來后，他到當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況，提交了材料。后來，派出所用了兩天時間把傳銷窩點“端掉了。” 

從那以后，蔣德勝開始了解保險、直銷的課程，看心理學書籍，甚至參加基督教的活動，他發現，“洗腦方式都大同小異”，陷入傳銷里的人都是在“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里賭博”。 

天津靜海，“蝶貝蕾”傳銷窩點內的墻面上寫著“我們都是一家人”。視覺中國 資料

在遇到蔣德勝之前，鄭明敏還在傳銷組織里做著賺取千萬元的美夢。

見到他時，蔣德勝并沒有告訴他自己的職業，而是從早上10點開始一直聊天，相繼推翻了他在傳銷組織里接收到信息，持續到下午6點。一天下來，鄭明敏清醒過來了，“當時的感覺就像高考，覺得自己能考清華的，結果成績發下來，發現自己連地方的二級大學都考不上。”

后來，鄭明敏成了一名反傳銷志愿者。像他這樣的受害者，蔣德勝救過上千個，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承認自己也有失手的時候，一些受害者被勸說出來后，又被傳銷組織二次洗腦。

蔣德勝說，反洗腦過程復雜，需要根據不同年齡閱歷的人制定不同的方案。過程分為兩部分，前期是從共同話題入手，拉近距離，目的是讓對方認可你的能力學識人品；第二步引入正題，將傳銷說辭理論現象融合到邏輯性很強的一套系統中。

凌云勸導的方式，主要是剖析傳銷危害，分析其內幕，再加上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現身說法的視頻。“工作兩到三個小時就可以讓他對傳銷的危害有一個深切的認知和體會。”他還專門寫了一本圍剿傳銷的書，研究各種各樣的傳銷形式、手法和動態。

和凌云的做法不同，張東通常會讓受害者讀十遍涉及傳銷犯罪的刑法224條，再講傳銷里的工資漏洞，他曾經用這個方法解救了徐洪。

徐洪在銀川的傳銷組織里待了三個月后，家人發現他的異常，電話不接，也不透露工作地址，被洗腦后的徐洪成天想著把朋友也騙過去。家人找到張東，花了兩萬元錢，把他從傳銷組織里救了出來。

某傳銷組織窩點內發現的“軟件”，App里的內容均為傳銷資料。視覺中國 資料

張東把他帶到賓館，花了8個小時反復跟他講“刑法224條，傳銷里面的工資算法、漏洞和傳銷的危害”。

“灰色行業”

解救過上萬人，張東承認，反傳銷是一個“灰色行業”。

之前有一次，他下定決心要退出這個行業，手機關機一周。后來開了機，求助者的短信塞滿了他的手機，最后他忍不住給求助者回了電話，又回到了這個行業。

在張東的反傳銷QQ群里，每天有不少求助者慕名而來。求助者找上門，張東直接告訴對方，需要承擔他們在救助過程中產生的全部費用，包括車票、住宿、飲食、軟件定位的花費等。

幾百個求助電話中，他在確定有95%的解救可能性后，再和求助者談價錢。收費一般在2萬至4萬之間，具體收費標準根據難度來定，如果是在河北地區，“沒有打草驚蛇的”，收費兩萬左右。如果是福建、浙江、湖南一帶的暴力傳銷，收費可能會超過4萬。

救助結束后，張東會問對方是否愿意捐助，“我們需要生活，金額他們自愿定，有的捐一兩千，或者三五千，最多的捐了八千。”

2011年，蔣德勝和志愿者一起創辦了中國反傳銷愛心互助網。“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沒有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所以我們一分錢的資助也沒接受。”但團隊人員在解救過程中，求助者遞過來的紅包他們并不拒絕。

李旭在北京有一棟三層辦公樓，一樓是餐廳，二樓是宿舍，三樓辦公和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屬。

一家曾經在李旭團隊待過的反傳銷互助網站的負責人王免回憶，這個行業存在隱形的暴利業務，“討債”是其中之一。進入傳銷組織一般要繳納費用，受害者被救出來后，組織也不會輕易退款。部分反傳銷人士會負責把錢討要回來，他們稱此為“討債”。

據他回憶，當時在團隊時候，撈人討債、定位在圈子里存在都比較久。每次撈人討債的時候，李旭團隊從中收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提成。“這個錢基本上就是李旭那一層級的自己拿著，給下面團隊成員多少都是他自己安排。”

另外到各地的受助者家里去“反洗腦”的工作時，會按距離收取差旅費，遠一點的地方收取一兩千元。“其實沒人能對反洗腦的效果負責，可是受害者家人找不到什么求助渠道，找這個行業的人也是死馬當活馬醫，大家一開始都是抱著公益奉獻的心態，但不收費是生存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