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燒款青花瓷片

此塊瓷片乃一青花碗足，胎質堅致，壓手，色白，釉潤；碗心繪折枝牡丹，線條洗練，藍色明麗；圈足周正，足墻秀挺，足心設雙環，內藍款縱書楷字兩行，行3字，為“張家灣梓橦閣”（橦字乃別字，應為潼）。清康熙年間燒制。“梓潼閣”即“文昌閣”，雖屬同一性質廟宇，但名稱不同。《通州志》（光緒版）記載，文昌閣在張家灣東門內。因張家灣一直是大運河北端客船碼頭所在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修筑張家灣城后，建了一座主管民間祿位之神廟——梓潼閣（文昌帝祠）。此塊定燒瓷有兩種可能，一乃本閣道士約燒；一為某舉人于此祭拜祈禱后入京考試而高中，還愿定燒而獻與此閣。此一殘片包含多種文化。此外，定燒款中“橦”字應為“潼”字，“灣”字已經由唐代草書簡化為正規楷書字。

軍糧經紀密符扇

清政府官員非常重視通州漕運事，不斷明察暗訪。戶部官員為防止在驗收轉運間作弊，制作了軍糧經紀密符扇。

此扇兩面各有50個符號形狀，每符形下面，多以小楷橫書符號名稱，符形與符號合之為一組，乃一名經紀人代號，或稱之為密符。在近下端符形下，隔行豎寫一名，共10名豎寫。

漕糧自大運河運到通州石、土二壩碼頭，本是散裝，經過經紀驗收并經驗糧官準驗后，裝入布袋轉運入倉，每名經紀負責驗收轉運者均須在各自糧袋上用優炭書寫自己密符。若在入倉之前被坐糧廳官員或巡倉御史抽查出某袋漕糧存在問題，則按袋上符形查出其符號名稱，再按符號名稱在一本登記冊上查出其真實姓名，然后嚴厲懲處。

扇面上符形類似漢字草書筆體，乃因漕糧驗收量甚大，大車、駁船等待轉運，數百腳夫等待扛裝，故過斛裝袋后，必須迅速用炭將符形畫書于袋上，因而符形均具有草書筆意。

其符形創造類似漢字六書中之象形、假借與會意造字原則，如“通州”符名之符形，在扇面上書作雙“十”字并列在一起，“十”字像兩條大街交叉，代表城市，而通州城當時是由舊城和新城兩部分組成，而且朝廷大型國倉即設在通州新、舊兩城之中，因此書作“十十”密符，表示通州兩城和兩倉，既象形又會意。

又如“小樓”符名之符形，縱書一筆自上至下漸粗，然后在筆畫下端分向左、右各書畫一上弧形線，由粗漸細。整體似一條鲇魚。此魚盛產于潞河中，因肉食食物頗多故。而通州古代飲食三寶中有“小樓燒鲇魚”，名揚南北。見鲇魚而思小樓飯館，因而以鲇魚形符借以代小樓，遂以“小樓”名此符形，此是假借。以通州名菜做某經紀密符。原以為小樓創自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之義和軒，則此符形、符名將義和軒小樓創建年代驟然提前到乾隆年間，最少提前135年。

此扇似只制作一把，由坐糧廳官員或巡倉御史掌握，不會是人手一扇。

銘文“官砝”石權

此件石權為石灰巖白石制，權身為長方體，小折肩，四立面均陰刻銘文，正立面中間自右向左橫刻楷書“長裕”字，取“長久富裕”之義作字號；背面橫刻楷書“官砝”，表明此石權乃當時政府所規定并主持鑿制；左立面縱刻“通縣”，行書，標示其為當時通縣政府制作之標準砝碼；右側面近邊處縱刻行書兩行，右為“中華民國三年”，左為“歲次甲寅年建”。在張家灣原運河碼頭處及通州城中，也發現不少此類石權。

驗糧盤

漕糧自南方沿運河散裝運至通州，到土、石二壩進行驗收，由經紀人將漕糧裝在驗糧盤內，捧盤到驗糧官吏處察驗，再按應交糟糧數量進行過斛裝袋，量足為完成任務。驗糧盤為杉木制，方斗狀，方口，斜壁，平底，卯榫相接，規矩輕便。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北運河停漕后，漕糧由天津裝火車直運至北京，通州坐糧廳撤除，驗糧盤廢用。

清代手繪通州河道圖

這張圖標有通州、張家灣、漷縣及沿河一些村莊名稱，還有閘、橋、堤防等建筑物所在位置。紙長55厘米，寬46厘。圖中有里運河（今溫榆河）、外運河（今中壩河與北運河）、五閘河（今通惠河）、飲羊河（今蕭太后運糧河）、馬駒橋河（今涼水河）、舊運河（張家灣至里二泗東之古運河故道）、港溝河（自張家灣至武清縣界）。圖中在舊運河南側標注有堤防，稱“私堤”，似是堤南臨河各村為防河水泛濫而集資修筑，又注稱“此堤由咸豐三年新筑”。圖中在港溝河右側畫有堤防，注曰“舊堤縣（漷縣城）北長堤”，且畫作“長城”形，表明北齊土長城至晚在民國二十五年時尚在。此外，圖中一些村名如“丁家場”、“張家場”、“長店頭”等為今人研究通州歷史地理提供歷史依據。北運河與溫榆河在通州城東南匯合，而不是今天狀況，為今人研究通州運河河道變化提供了歷史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