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中央電視臺出品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引發了人們對文物修復的好奇心。日前，故宮文物醫院正式揭幕開張，將這股關注熱潮延續開來。

屈峰在他的工作室外

史連倉和徒弟謝揚帆在進行修復工作

一墻之隔，兩個世界。宮墻外的世界斗轉星移，宮墻內的文物修復師卻要用幾年的時間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宮廷鐘表上千個零件要嚴絲合縫；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銅器要拼接完整；一幅古畫揭一兩個月；一幅畫臨摹耗時幾年到幾十年……他們用手里的工具，沉默地和歷史對話，樂此不疲；他們用自己的一輩子來詮釋“因為熱愛所以堅持”“擇一事，終一生”的牢固信仰；他們修復殘缺，在使那些有形之器重新煥發生命力的同時，將附著之上的璀璨奪目的文化內涵與穿越時空的歷史價值傳承下去。

近日，我們的記者走進故宮文保科技部，探訪那些自稱“普通人做普通事兒”的頂級文物修復師，看他們如何修復時光碎片。

1文物醫院

2016年12月29日，臘月初一。

故宮博物院西側院墻內側，故宮文物醫院正式揭幕開張。這片原來的西河沿文物保護綜合業務用房沉寂了幾年后，華麗變身為目前國內面積最大、功能門類科研設施最齊全的文物科技保護機構。

這是一排頗似古代朝房的平房，與故宮整體建筑風格渾然一體。建筑長度達361米，建筑面積1.3萬平方米，地上和地下各一層。若不身臨其境，很難想象這樣一排普通的平房內部卻是一座現代化的“醫院”：寬敞整潔的白色通道，兩旁是各個“診室”，所有文物醫生均身著白大褂。

醫院開張，最為興奮的自然是故宮掌門人。為了這件事，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和許多故宮人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幾年。

“病人并不是直接上手術臺，而是先掛號、建病歷、進行各項檢查，再找醫生診斷。青銅器、古書畫、瓷器等文物也是一樣，修復工匠們要看它是什么時代的，成分是什么，出了什么問題，再進行修復。”古老的文物如何與現代醫院掛上鉤？單霽翔表示，之所以將文保科技部展示區命名為“故宮文物醫院”，是因為文物修復是一個科學的過程，像患者到醫院看病一樣，不僅需要有傳統技術的工匠進行經驗性的判斷，也需要借助各類分析檢測的儀器來診斷。為此，故宮配備了文物專用CT機、顯微觀察設備、無損探傷設備等先進的文物“診療”設備。

據記者了解，一件文物來到文物醫院修復，其過程還真有些像是病人到醫院看病。

首先是各文物保管部門，列出需要修復或保養的文物清單，到文物醫院“掛號”。根據不同文物的損傷情況，文物醫院給出修復意見，然后分別送入各相應科室，這有點像是分診。然后就是開始修復，文物修復完成后，醫院還要填寫詳細的修復記錄，就像是一個病人的病例。最后，修好的文物就可以出院了。這些文物大多要進行展覽，它們便可以光彩照人地與觀眾們見面了。

記者在書畫修復室看到，一幅卷軸“躺在”顯微鏡下接受“檢查”，顯微鏡左側的顯示屏上，直接展示出了卷軸的“肌理”。

工作人員介紹，這臺“三維視頻顯微鏡”設備，可放大至200倍。檢測圖案顯示出的是卷軸畫紙的經緯線，之后還能用軟件測量其經緯線的寬度和畫紙材質，如果古畫上有缺失，文物醫生就能從遺留下來的材料中尋找相似材質進行彌補。

在青銅器“診療室”內，一個青銅器正在接受“診斷”。一旁的文物醫生介紹，這一機器學名叫“X射線熒光光譜儀”，與醫院里的CT設備類似。將文物放在儀器上，就能“隔空”探測出制作文物所需的各種成分，在后期修復時能直接分析缺失處的材料。

如單霽翔所言，如果傳統的文物修復技藝是“中醫”，現代的科學技術則是“西醫”，要建立擁有現代科學理念的文物修復醫院，必須中西醫結合，標本兼治。

文物醫院揭幕當天，因一部《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紀錄片被一眾網友譽為“故宮男神”的古代鐘表修復技藝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王津也在現場，不久后，他和徒弟就要遷來文物醫院辦公了，“雖然舍不得那個小院子，但是這里恒溫恒濕的條件肯定更適合鐘表修復。”王津說。

2慢慢來

2017年2月8日，正月十二。

紫禁城外年味兒未盡，宮墻內依然遵循著自己的節奏。

坐落在故宮西北方向的一處建筑，這里能望到慈寧宮的后墻和故宮最完整的雨花閣佛堂。故宮文保科技部———門旁的牌匾略顯斑駁，這兒就是“男神”王津不舍的那個小院子。

與坐北朝南敞亮的宮殿不同，文保科技部的幾排房子東西排列，老人們管這里叫“西三所”，被傳是曾經的冷宮，實際上是“退休”太妃太嬪們的住所。這個看上去樸實無華的院落，卻是整個故宮辦公區內唯一設置了門禁的地方。1950年，故宮博物院組建了文物修復工廠，著手對文物進行有效的保護。1988年，修復廠擴建為文物保護科學技術部。在這里，一代代文物修復師讓各類珍寶得以恢復生機。

2016年春季，《我在故宮修文物》在網上大紅，鋪天蓋地的贊美向這群故宮文物修復者襲來。現在看來，這實際上是大眾的一種自我投射，“是我們也想要成為那樣的人”。

過了門禁進入第一個小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組所在。推開門，地面是舊時鋪的大石磚，歲月留下的坑坑洼洼里，散落著一層木屑。也許，這些木屑出自某尊雍正收藏的宋代佛像、乾隆坐過的明代圈椅，或者是康熙使用過的某件屏風。窗戶上掛著古舊的白色百褶窗簾兒，窗臺上堆滿了各式工具和雜物。因為即將搬家，屋內稍顯雜亂，但并不妨礙老中青三代修復師各自埋頭忙活，木器組組長屈峰正在電腦旁給最近修復的文物歸類建檔。

一場修行，屈峰這樣看待自己過去十年的宮內歲月。十年間，他改變著文物，也被文物所改變，從一個天馬行空的藝術家，變成了到現在鎖門時都會反復拽幾下的木器修復師。

2006年，屈峰從中央美院雕塑系碩士畢業，夢想當藝術家。當年他的首選是留校任教，可惜學校那年不招人。正在這時候，進故宮修文物的機會擺在了他面前。“來故宮能做雕刻，所以進了宮。”不過，當合同真擺到屈峰面前時，他還是在屋外的長廊徘徊了好一陣子。

人生路上，屈峰往前邁了至關重要的一步，不過他坦承有幾次想縮回腳重新來過。

一開始，屈峰看文物就是文物，他就是他自己。第一年里，原則上是不能碰文物的。屈峰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師傅干活兒，打下手，做一些復制品，還有打水掃地。有時候抻脖兒湊近了看，師父都會囑咐“躲遠點兒”。屈峰直言，對這種宮廷留下的裝飾繁復的木器，他最初不是太感冒，“因為太工匠式了，沒創意”。還沒有放下藝術家思維的他著迷于想象力和創造性，修文物卻必須嚴格按照規律來，“有時是一種限制。”

直到有一次，他給一個玉山子底座補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口氣兒就做完了。交活兒的時候，師父說：“你做快了。”他不解反問：“做快了不好嗎？”師父說：“這東西你琢磨過嗎？”屈峰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點醒了，此后，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師父叮囑他“慢慢來”的意思。

除了大型展覽，文物修復師不用面臨其他工作常見的“截止時間”。在活兒干不下去的時候，有經驗的老師傅會建議年輕人去院子里轉轉，因為硬干還容易捅婁子。

后來，“你會逐漸把文物當成一個生命去看。你是一個生命，它是一個生命，兩個生命在碰撞的過程中，就會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去理解文物，反觀你和周圍事物的關系以及思考你自己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屈峰說，修文物跟破解謎語一樣，你不斷地探討，但有些謎底到頭也還是查不出來。

在故宮的第一個十年，屈峰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獨立修復的一件清皇室紫檀嵌粉彩瓷片椅。時隔多年，他仍能準確說出各種細節。

椅子送來時，四條腿里面三條腿都斷了，連接椅子腿之間的四塊牙板，三塊已經裂掉變形，粉彩瓷片也嚴重損傷。在修復時，要不斷地嘗試三條腿哪個接口對應哪條腿，而且必須得同時接，否則另外兩條腿就有可能對不上。修復難度可想而知。從除塵、拆解椅子松動的部位、清理老化魚鰾膠、修補殘缺處、組裝黏合到燙蠟，戰戰兢兢數月后，紫檀嵌粉彩瓷片椅終于在屈峰手里恢復了昔日光華，扶手外飾喜鵲顧盼生輝。

“文物的價值不在于修復，而是傳承。”屈峰說，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生命，“而我的愿望，就是能夠將它們的生命延長”。一處小院兒，任由時光變遷，就這樣悄然無聲地鎖住了匠心。如今，屈峰找到了在文物中和先人對話溝通的樂趣，有時候甚至會為了猜透古人的小心思自得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