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自然法則為物質系統提供了秩序一樣，社會關系中存在的對稱或和諧的趨勢也促進了社會系統中的平衡。一項制度政策舉措的推出，可能打破整個社會的平衡，但要能促進現實達到新的平衡。

德國經濟學者威廉·勒普克在《倫理與經濟生活》一文中說：當時我提出了一個今天也許廣為人知和幾乎不再有爭議的假說：一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領域總是構成統一的整體，在這個統一體中所有的部分相互聯系而形成一個不能由我們任意擺弄的整體。

達爾文在他劃時代的《物種起源》一書中也指出：整個的體制在它的生長和發育中是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當任何一部分發生些微的變異，并且通過自然選擇而被累積時，其他部分也要發生變異。自然界如此，社會領域亦如是。平衡性是一切自然系統、社會系統的普遍屬性。當社會中任何一部分發生變異并經過社會選擇而被累積時，社會其他部分遲早會受其影響并發生變異。

比如當我們發展人工智能，建設智慧城市，同時就得處理和解決好包括技術理性化、公民隱私、社會形態變形乃至人工智能失控風險等在內的一系列相關問題。當我們大力“拆違”、整治“群租”、驅逐“路邊攤”，就得面臨如何解決外來務工人員租房和生活成本大升、城市失業群體增大、低端服務業大面積萎縮乃至市民生活便利受深度影響等后發問題。當我們大力發展汽車工業，就得應對和解決好汽車使用量激增的巨大交通壓力以及環保問題、停車位管理問題以及城市停車空間“侵食”公共綠地等相關社會管理問題。

進一步的問題是，制度行為所面對的社會領域是充滿比例、輕重、急緩、節奏等秩序比例和平衡性要求的，如中心城區與城鎮分布的比例、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比例、就業群體與失業人口的比例、中間階層與貧富階層的比例、權力橫向配置與垂直分權的比例、行政控制與自主管理的比例、新異與傳統的比例等，任何改革和制度創新都面臨著如何把握好平衡性這樣一個問題，都要求有良好的規制把握感。

帕雷托指出：社會系統的各種主要特征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如果其中某一特征發生變化，其他特征會作出相對的反應。這類反應可能有兩種結果，或者消除變化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或者也作出相應的變化，達到一種新的均衡。有社會學者認為，中心問題就是社會系統的均衡問題，任何社會系統的各個子系統在結構和功能上必須相互平衡，以使社會系統能夠存在。這種均衡既是社會變遷也是社會系統從一種均衡狀態向另一種均衡狀態的轉變。

現代社會學理論中 “社會均衡論”（Social Equilibrium），基本觀點是平衡社會的常態，變遷是暫時的，變遷的目的最終也是為達到新的平衡。在一定意義上，制度行為是用來平衡和優化社會關系的，如區域發展中的城鄉平衡、經濟增長中人與自然的平衡、權力配置中地方權益與中央統籌的平衡、戰略規劃中長遠愿景與近期目標的平衡等。

任何制度安排都不是孤立的，都應有整體的和平衡的視野，正如制度經濟學家科斯指出的：“一個制度安排的效率極大地依賴于其他有關制度安排的存在”。制度設計要避免很容易出現的“不對稱”（asymmetry）現象，即“對政治系統的穩定有直接影響的個人和團體的行為有各種不同的異質性、不平等和沖突”，“一種不平衡或不合比例的狀況”。正因為如此，著名政治學家葛德文指出：“在人類社會這架機器上，全部輪子都必須一齊轉動。誰要想猛然把任何一個部分提得比其他各部分都高，或者強迫一個部分脫離其他部分，誰就一定是自己時代的敵人而不是造福者?！?/p>

系統理念是制度設計與創新應遵循的技術規定性，平衡理念則是制度設計與創新關于全局性的規定性，是對系統理念的具體化。任何制度行為都應有一種整體性的觀照，給出的是一種站立于全局視野的平衡方案，不能顧此失彼。

正如自然法則為物質系統提供了秩序一樣，社會關系中存在的對稱或和諧的趨勢也促進了社會系統中的平衡。一項制度政策舉措的推出，可能打破整個社會的平衡，但要能促進現實達到新的平衡。因此制度的設計與創新應當深切體悟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平衡性，并恪守這種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