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歷代文物、文獻,可謂古代歷史文化的“活化石”。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于2003年首次提出“故宮學”學術概念,提倡將故宮博物院當作一個文化整體來進行研究。15年來,故宮與海內外專家學者對故宮所蘊含的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挖掘與廣泛普及。本期學術周刊邀請鄭欣淼做專訪,結合其學術研究及在故宮管理工作經驗,來談談“故宮學”研究的特點、進展與意義。

故宮學的文化整體性

學術周刊:您于2003年首次提出“故宮學”的概念,這是基于怎樣的思考?如何界定這一概念與學科?在此之前,是否已有相關學術研究?

鄭欣淼:2003年,我在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博物館論壇上發表了題為《確立“故宮學”學科地位開啟故宮研究新局面》的講演,正式提出“故宮學”學術概念,并從故宮學研究的對象、故宮學研究已有良好基礎、確立故宮學學科地位的目的和意義三個方面做了詳細論述。

其實,我對故宮文物引起關注,可以追溯到2000年。當時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個“清代宮廷包裝藝術展”,當時還在國家文物局任職的我,受邀來觀看展覽,受到很大啟發。我發現,這些包裝不是一般器物的包裝,而是與珍貴文物結合在一起的,并且是專為皇室或皇帝制造的用品。展覽把清代宮廷包裝定位在藝術的角度來展示欣賞,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好的包裝不僅講求實用,而且注重美觀,把科學與藝術結合了起來,是創造性勞動的結晶。這一展覽加深了我對文物內涵的了解,拓寬了我對文物概念的認識。據故宮同志介紹,由于認識上的原因,過去往往把文物與其包裝物區分開來,對包裝不甚重視。例如著名的乾隆“一統車書”玉玩套裝,是利用日本漆匣作為外包裝,匣內錯落有序地擺放10層錦盒,錦盒內有造型各異的古玉及為之彩繪的山水、花鳥、詩詞詠頌。為防止套匣置放順序混亂,特將層數順序與吉祥祝愿的名字合二為一,如一統車書、二儀有像、三光協順等,把實用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底蘊結合起來。這套精美的套匣,無疑也是文物,但長期以來只是把匣中的玉器作為文物保藏,而把套匣棄放它處,據說為了這次展覽,也是費了好大勁兒才讓它與玉器合在了一起。看完展覽后,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提出要擴展文物的概念,不只限于傳統的青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方面,也不應簡單地按某一年代作界限。只要有一定的歷史文化意義,就應該當做文物。

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即怎樣看待故宮的文物藏品?故宮文物包含兩類:一類是傳統的文物,如銅、瓷、書畫、文玩及其他工藝品等,它們一直是作為藝術品而庋藏的;另一類是反映宮廷典章制度以及日常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大多是當時的實用之物。過去不少宮廷歷史文物長期未被視為文物,或僅列為“文物資料”,其原因主要是認為這些遺物存在缺乏藝術性、不完整性、大量重復性、時代晚近性、材質普通性或重復品太多等問題。比如宮廷戲曲文物很多,除過大小4個戲臺,還有1萬多冊清宮劇本,7000多件戲衣,以及刀槍等各種道具等,這些都被列入文物之列,但有關戲曲的888件靴子與盔頭,在當時則不被納入文物之列。如果研究清宮戲曲史,肯定是要包括所有跟戲曲有關的實物,包括這些靴子與盔頭。這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是把故宮僅僅當做藏寶之所,還是展現宮廷歷史文化的場所?這是關系故宮價值、故宮博物院性質的認識問題。我們認識到,清宮的所有遺存,沒有不是文物的。其一磚一瓦、一物一件都有其自身的價值與生命。這是故宮的最大特色,也是故宮的特殊價值,而保護好一個完整的故宮則是故宮博物院的使命。

我提出故宮學,其依據與基礎就在于故宮文化的整體性。我與一些人交流,經常有人會說,鄭先生是講故宮學的,故宮里那么多東西,當然可以稱作“學”的。我說,提出故宮學不僅是故宮藏品多,還包括這些藏品與宮廷建筑、與皇帝的關系,藏品之間的關系,包括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等。比如說“三希堂”的三件法帖,可以從不同角度研究,但是弄清楚這三件文物是怎樣進入宮廷并放在什么地點,又如何最后藏到養心殿西暖閣的三希堂,并且研究乾隆皇帝在其上的眾多題跋等等。這就是故宮學的研究。只有堅持故宮學視野,才能看到故宮文物的生命,也才能深切地體會到,這些文物是有歷史內涵的、有故事的,是互相聯系的。

故宮學提出之前肯定有相關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為故宮學的提出奠定了基礎。特別是經過10多年的發展,故宮學得到了很多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認同、支持與參與,故宮學研究人員也開始實現學術范式的轉化,這關系到對故宮歷史文化的發掘與傳承。在研究過程中,我對清宮文物也產生了一些新感想與新思考———清宮留下的文物,特別是一些工藝品與圖書,不能簡單地看作國寶,還要看到以乾隆皇帝為首的知識分子對它的研究,這個研究與清代學術史相呼應,對清代考據學也有一定推動作用。今天看清宮收藏,應該看到其中也包含著一定的學術成果。

學術周刊:今年是“故宮學”提出的第15個年頭,有觀點說,故宮專家多、學者少,是否贊同?在這期間,“故宮學”從理論與實踐上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鄭欣淼:我認為,這個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專家與學者各有所長,但不可分割。如果專家沒有一定學養,專業不可能“專”得很好。我們現在指的專家,主要是一些專門家,指的是比如說鑒定文物上比較有優勢,但相關學問有些欠缺。但故宮專家都是勤懇學習,有一定學養的。對故宮的發展來說,需要的就是這樣的專家型學者、學者型專家。

2002年以來,故宮學在機構設置、重點學科研究上,都開始有所發展。2005年至2009年,故宮博物院先后建立古書畫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保護研究中心、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五大研究中心,通過組織學術研討會、合作科研課題以及專門人員進行互訪等形式,推動故宮博物院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學術界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與研究。

在這期間,還重視故宮學術整理與出版。比如《唐蘭全集》,因為手稿字跡潦草,專門邀請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進行手稿鑒別,共12冊,直到2016年才正式出版。其間開始出版500卷左右的“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這是有關“紙上故宮”的重大工程,至今已出近百卷,并一直在出。

我任職故宮博物院期間,還做了一些基礎性工作。故宮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宮殿和文物,不只是純粹的理論文獻,因此故宮學研究還具有實踐性。對宮殿的百年大修、文物的清理保護也是故宮學的應有之義。完整的故宮遺產,不只有物質遺產,還有非物質遺產,多年來,故宮的古建維修及文物保護技藝、技術,已有多項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

2012年后,單霽翔委員開始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手抓“平安故宮”,一手抓“學術故宮”,單就學術研究而言,取得了重要成績,最重要的是成立了故宮研究院,已有20個研究所;同時成立了故宮學院,主要是宣傳推廣與培訓。這兩個機構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