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前，中國南社文史館在蘇州成立。南社是1909年成立的文學社團，其創始人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等更是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詩人,他們留下的文化遺產值得研究和保護。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詩歌的創作和學習出現了繁榮局面：詩詞大會熱播、詩歌網站如雨后春筍，詩歌吟誦活動成為文化熱點……詩歌復興也標志著傳統文化在新時代得到新的發展和繁榮。為此，近日本報采訪一些作家和學者，請他們談談這一現象背后的文化內涵以及有關中華文化復興的話題。

中國詩歌傳統從未間斷

“中國是詩歌大國，自古至今，我們的詩歌傳統從未間斷！只是詩歌的形式在不同的時代發生著變化。”在談到中國詩歌的歷史文脈時，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中國南社研究會名譽會長張炯說道。

在張炯看來，從中國古代的《詩經》到漢代的樂府，再到唐代的絕句、律詩，宋代的詞以至元曲，這些都是詩歌在不同的朝代以不同的形式在發展傳承，五四以后的新詩歌是以白話詩的形式興起的。詩歌的形式是不斷變化的，它往往和音樂結合在一起，詩歌也在發展，音樂也在發展，所以在傳播上，它們往往起到一個相互促進的作用。五四以后的100年來，新詩和舊體詩都在發展。舊體詩在五四之后有一段時間不被看好，但是也有很多人繼續寫，特別是毛澤東詩詞發表之后，舊體詩的影響非常之大，至今全國各個縣都存在著詩社。現在有一個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將近100萬人，可見學習創作舊體詩的群體很大，包括海外港澳臺地區也有很多人在寫舊體詩。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中華詩詞學會主辦的國家級詩詞刊物《中華詩詞》的發行量一直維持在2萬份以上，這本讀物的讀者也很廣泛。很多詩社也都有自己的刊物，舊體詩詞的形式雖然是舊的，但是近百年來也有新的發展，那就是新古體詩的出現。以新詩創作成名的著名詩人如臧克家、賀敬之、何其芳等在老年時期都寫舊體詩。新古體詩的格律不那么嚴格，但是基本上還是要講求押韻的。新古體詩的寫作成為當代詩歌中一道很重要的風景。而新詩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也基本上呈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認為新詩要講究格律。比如聞一多當年就提倡，詩是“帶著鐐銬跳舞”的，意思是要有一定的形式限制，不能夠過于自由。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主張詩歌要有格律。另一種主張詩歌要自由一些，不要過于嚴格，比如光未然先生。像賀敬之的詩就是有格律的。也有的是自由體的詩，有的甚至完全接近于說話，比如云南的詩人于堅的詩等。“所以現在詩歌的形式是多樣化的，我想這種狀況未來還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張炯說。

民間詩歌的旺盛少數民族詩歌的偉大

所謂“真詩乃在民間”，《詩經》《漢樂府》等經典著作皆是在民間詩歌的搜集和整理基礎之上而成的。所以，直至今日，詩歌在民間仍然具有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和蓬勃的生命力。對此，張炯和曾任兩屆《中國詩刊》主編的全國政協委員高洪波都有深切的感受。

張炯說，全國自發組建的詩社很多。廣東有一份《華夏詩報》，早在幾年前曾統計全國僅新詩的詩社就有3000多個，印行的刊物就有700多個，這還是很多年前的數字，現在詩社的隊伍會更壯大。在張炯的老家福建省每個縣都有詩社。有些詩社是農民自發組織的，同時，他們還印行刊物。高洪波委員曾于上世紀90年代末到浙江省的青田縣去考察，青田縣寫新詩的人很少，但是寫舊體詩的卻有上千人。

張炯說，中國民間詩歌的興盛，一定不能忽視的，還有各民族的民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兒，陜北民歌等，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這也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中國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格薩爾》是全世界最長的史詩，古希臘的《荷馬史詩》有2萬多行，印度的《羅摩衍那》20多萬行，一部《格薩爾》就是100多萬行。《江格爾》、《瑪納斯》在世界文學史上也都是很有名的。近年來，在貴州的苗族又發現了史詩。有學者告訴張炯，僅蒙古族的史詩就有180多種。張炯認為，在新的時代還會產生新的史詩。作家周而復在他的作品《長城萬里圖》中寫了一首長詩有4萬多行，他說，這也可以叫做史詩。“史詩也是我們的一個詩歌傳統，將來也會發揚光大。”張炯認為。

是時代號角有家國情懷

在時代的轉折變化面前，詩歌總是最先發出聲音。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路文彬認為，詩人總是能夠率先感受到時代的變化，并用詩歌表達他們對于時代的真切感懷。比如戰爭時期，首先號召民眾起來反抗、戰斗的就是詩歌。在五四時期、在抗日戰爭時期等，是一篇篇詩歌先在民間流傳開來。詩歌的形式簡短，創作的速度要比小說、散文等體裁要快，這也是詩歌能夠先于其他文體在民間流傳的原因。

高洪波說，自古以來能夠流傳下來的詩歌，都是具有家國情懷的。屈原的《離騷》《九章》《九歌》《天問》，都是愛國名篇；霍去病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詩圣”杜甫的憂國憂民的詩篇更是家喻戶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辛棄疾的“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陸游臨終詠《示兒》：“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些無不是國家動亂之時，詩人憂國、傷時、念家、悲己的情感表述。蘇東坡寫給自己弟弟的一首《明月幾時有》，從一個沒有發達傳媒的時代，流傳至今，成為千古絕唱，為什么？正是因為詩人們將自己的命運與家國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們詩中所體現的人生思考、生命態度，是和國家、世界、宇宙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命運共同體”，這才是真正的文人應具有的文化情懷。

近現代以來也是如此。高洪波繼續舉例，毛澤東、朱德、陳毅、葉劍英、董必武等很多偉人都寫過舊體詩。這些詩都是在戰爭的殘酷環境中，在對未來的不可預測中，充滿著革命理想的創作，并且大多是一揮而就。毛澤東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陳毅的“此去黃泉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體現的都是革命者們不懼犧牲的高尚靈魂和共產黨人崇高的信念。同時，也飽含著大量的文化信息。新中國成立前后，新詩迎來了輝煌。有一批優秀的詩人發出過振聾發聵的聲音，像雷抒雁、艾青、臧克家、戴望舒、田間、魏巍等，在民族危難時刻都表現出詩人的睿智，他們用詩歌鼓舞民眾抗敵。改革開放后，一批詩人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也引領著時代的前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樹》，都讓我們感受著時代的脈搏。詩歌始終是一個時代的傳聲筒，喊出了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內容，他們都與自己的時代同呼吸、共命運，有家國情懷，為人民發聲，留下了詩歌領域中令人稱頌不已的佳作。

“聽覺”文化的復蘇回歸傳統的自覺

對于近年來詩詞的復興，路文彬從“視覺文化”與“聽覺文化”的角度來解讀這一文化現象。他認為詩詞是我們回歸傳統文化的一種自覺的意識。

路文彬提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本質差別是，前者是建立在聽覺基礎上的，后者建立在視覺基礎上。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心靈手巧的民族、優雅的民族、善于用耳朵的民族……陸文彬認為，唐詩宋詞的意境美就是通過聽覺帶來的，這種美學貢獻是世界性的。這與中國文化當中的很多門類有相通之處。比如中國人把看戲叫做“聽戲”。中國的繪畫不是對眼前的模特進行“透視”，比如畫一棵竹子，并非你眼前看到的任何一棵竹子，而是“胸有成竹”。中國詩文當中有一種描寫手法，叫做“通感”，中國人善于將看見的東西轉化為聽覺感受。比如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當中描寫層層疊疊的荷葉時，他形容，“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再如賈島的《題李凝幽居》中的“僧敲月下門”，如果在西方文化體系中，可能“推”字更好，它更能體現推門的優雅，但是在中國文化體系當中，可能“敲”字更好，人們感受到的是寂靜的月下，聽到了一個和尚敲門的聲音這樣一幅美好的畫面。中國人把“看書”叫“讀書”，古人讀書一定要讀出聲音。而一個聲音消失之后，面臨的就是失去的世界，所以中國的詩詞中有著一種愁怨的悲劇情緒。而視覺文化的特點，是要求不斷有新的視覺刺激的出現，容易使人急躁、冒進。所以，詩詞的復興，正是在視覺文化的沖擊下，對聽覺文化的喚醒，是在喧囂的時代當中，人們對于寧靜致遠的一種追求。靜，是通假字，通“情”，所以，靜，指內在、內心。今天，人們更加期待靈魂的休憩。詩詞是人們拒絕浮躁的一種認知，是對美好的情感，美好的理性的追求，是回歸傳統文化的自覺意識在復蘇。

路文彬說，我們從詩詞書籍的出版上也可以看得出今天人們對于詩詞的熱愛。這幾年，不但中國詩詞的銷量大了，而且詩歌的引進做得也不錯。前幾年，詩詞方面的書籍銷量很小，尤其在上世紀90年代幾乎無人問津。今天，不但出詩選，也出詩集。比如里爾克、阿克瑪托娃等很多作家的詩集在中國都受到了歡迎。

路文彬認為近年來出現一些所謂的詩歌創新如“梨花體”等，之所以有爭議，至少在聽覺上無法使人得到美的享受。但是無論如何，很高興的是，我們看到了這種“聽覺文化”的回歸。

是文化的高地是文化的自信

如今，詩歌在很多國家都處于衰落的狀態，但是中國詩歌的傳統是悠久的，詩歌發展到現在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至今仍是主要文體之一，并且從未間斷。詩歌為什么在中國從未間斷？張炯認為，這種發展大概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一個特點。中國詩歌強調“詩言志”，這句話出自《尚書·堯典》。這里的“志”講的是思想和情感兩個方面，詩歌在中國人交流思想和情感時一直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高洪波認為，詩歌近年來的復興和發展體現了我們對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復興。記者采訪高洪波委員時，他說，正巧，他的手邊正放著一套2015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好詩詞鑒賞文庫》。這套舊體詩集與其他詩詞集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并非專業的詩人，而是一批我們熟知的小說家、兒童文學作家等。這套文庫里有葉辛的《葉辛山水情韻》、熊召政的《故國山河集》、肖復興的《復興詩草》，還有高洪波自己的《幾度長吟集》。為什么這些在寫作的其他領域已經響徹文壇的作家們會出一本舊體詩集？高洪波委員說，這是中國文人心中的一塊文化高地，這是值得自己敬仰和攀登的文化圣山，是對于中國詩詞這座文化圣山的禮敬！

2014年周嘯天以《將進茶——周嘯天詩詞選》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王蒙先生為此書作序。高洪波說，王蒙的舊體詩寫得非常精彩，他為周嘯天寫序，說明文體是相通的。也說明大家在舊體詩中能夠找到共同的情感。

近年來，葉嘉瑩先生的文與論都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電視上的詩詞大會也一度受到觀眾追捧。對于舊體詩詞的回歸，高洪波認為，這是五四以來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包括魯迅、毛澤東、郭沫若等一批政治家和文化大師，他們對于舊體詩詞始終有著偏愛。臧克家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一個兩面派，新詩舊詩我都愛。”臧克家先生是以新詩出名的，為什么他也回歸到舊體詩的寫作當中？這就是中國數千年文化的魅力，是中國人一代代融化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所決定的，它有不可抗拒性。

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一句詩結束自己的講話，“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高洪波認為，這一句詩情畫意的定場詩，使人們感到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何為“清氣”、“顏色好”？這是對人民的許諾，是對世紀的許諾，這里的“清氣”是政治生態、文化生態、自然生態的清氣，這一句詩，在向世界宣告，我們的黨在未來會為我們的人民做什么，在這種莊嚴的場合下，以一句詩來收尾，一句頂萬言！

在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看來，詩歌熱實際上是近年來已經持續了很久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熱之中的一個部分、一個延續。詩歌這幾年受到熱捧的原因，張頤武認為主要有三點：第一，詩歌是特別適合大眾傳播的載體。自古以來，中國民間就有很多關于詩迷的游戲，比如對對子、“曲水流觴”儀式等傳統，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詩歌講究韻律，朗朗上口，每個中國人從小學開始就學習詩歌、接觸詩歌，自古以來，它最為國人所熟悉，所以在傳統文化中，詩歌顯然具有更易于傳播的優勢。第二，詩詞教育是人們提高文化修養和綜合素質的一個很好的方式。詩詞讓人富有靈性、精神愉悅，無論對于成年人還是青少年，對于提高他們的自身修養都有很大的幫助。第三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們經過了很多歷史的變革和急劇的社會變化，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我們需要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認同，需要尋求自己文化的差異性和世界文明的豐富性，這就需要從傳統文化的根脈去發力，而傳統文化最深厚的載體就是詩詞。通過詩詞這種具有廣泛傳播力的傳統文化的復興，也必然會為傳統文化的整體的復興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