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1+1》2017年12月6日完成臺本

——外逃人員歸案過半，剩下的怎么辦？

(節目導視)

解說：

他是“百名紅通人員”之一，但他卻一直潛伏在國內，并最終在大連一棚戶區被緝捕歸案。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二大隊大隊長 朱杰：

據周驥陽交代，他主要就是冒用他人身份做掩護，在多省市輾轉藏匿、逃避追捕。

解說：

潛逃九年涉案過億，年邁的父母連發兩封家書，勸其勇敢承擔責任。

周驥陽父親：

不管怎么樣，就是判刑的話，也是希望他能夠活著，不管他判多少年。

解說：

百名紅通名單發布兩年多來，歸案人數已經過半，剩下的該如何追回？

《新聞1+1》今日關注：外逃人員歸案過半，剩下的怎么辦？

主持人 張羽：

晚上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1+1》，我們首先來看一段今天的新聞。

解說：

今天“百名紅通人員”李文革從加拿大回國投案。據了解1968年10月出生的李文革，曾經是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國稅局的工作人員，涉嫌合同詐騙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

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號碼為A9394112014。

張羽：

49歲的李文革，今天回國投案了，這就意味著“百名紅通人員”名單中已經有51人歸案了，歸案人數過半，這意味著兩年多時間來我們追贓追討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那么這些人是如何歸案的呢？

今天中紀委還在網站上，詳細地公布了這些人歸案的信息。還有一些沒有歸案的人，他們藏匿在哪里，怎么辦呢？讓我們走入今天的節目。

解說：

中央追逃辦今天發布消息，12月1日，浙江省公安機關成功將“百名紅通人員”周驥陽緝捕歸案。

潛逃九年的周驥陽，被押解回杭州時，已是滿臉滄桑。

犯罪嫌疑人 周驥陽：

外逃的這個生活，因為沒有身份，沒有任何的社會基礎，所以一般都是干一些社會最底層的這些艱苦的工作，生活非常艱難，思念家人，受到這種折磨，所以還是想盡快結束這樣的逃亡生活。

解說：

根據中央紀委公布的“百名外逃人員”信息顯示，眼前的周驥陽，如今已經47歲，曾是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干部。

2006年，杭州市西湖區發生一起合同詐騙案，涉及資金超過1億元，周驥陽存在很大的作案動機。2008年12月，周驥陽因涉嫌合同詐騙畏罪潛逃。2011年，在杭州市公安局發布的懸賞緝拿令中，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周驥陽。2015年，“百名紅通人員”名單集中公布時，周驥陽的疑似外逃地被標注為中國香港。然而，令許多人沒有想到的是，9年來，周驥陽的真正藏匿地點卻是在境內。

朱杰：

專案組先后赴香港溝通協調，以及赴貴州、江西多地進行排查，沒有發現周驥陽的蹤跡。我們發現線索，我們赴大連對相關的區域，進行仔細排查，同時調取大量視頻檢控等社會信息，進行深入分析。最后確定周驥陽真實的身份，同時也逐步刻畫了周驥陽的活動范圍，大致的落腳點。在大連新龍門客棧附近，將其成功抓獲。

解說：

今年11月24日，專案組獲得一條重要線索：一名疑似周驥陽的男子打電話向其前女友借錢，該男子很可能在大連。經過杭州和大連兩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終在大連某棚戶區內將“改頭換面”的周驥陽抓捕歸案。

朱杰：

我們抓獲周驥陽以后，據周驥陽交代，他主要就是冒用他人身份做掩護，在多省市輾轉藏匿、逃避追捕。

解說：

經過突擊審查，犯罪嫌疑人周驥陽，對于在杭州進行合同詐騙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并交待了其冒用“劉守權”的身份掩護，平時依靠在建筑工地打臨工，維持生活。

朱杰：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驥陽，已被我們執行逮捕。專案組會盡快查清本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解說：

值得一提的是，周驥陽不僅是集中公布“百名紅通人員”名單以來第50個到案的，也是黨的十九大后一個多月時間里追回的第二人。

張羽：

周驥陽是“百名紅通”名單當中第50個到案的，整整一半。而正是因為這個數字，他的到案也引起了媒體的強烈關注。我們再來梳理一下，他外逃的基本信息。

在2008年12月，周驥陽是因為涉嫌合同詐騙畏罪潛逃。2015年4月的時候，“百名紅通人員”名單當中將他列上，當時他是疑似外逃到中國香港。2017年12月1日，他是在大連被緝捕歸案。

我們看周驥陽外逃九年的時間，跟絕大多數紅通人員逃到境外、國外不一樣的是，周驥陽使了一個瞞天過海之計，假裝去香港實際是藏在了國內，即使是在國內要抓捕他也相當的不容易。我們看到相關部門到了香港、貴州、江蘇、遼寧、浙江等地來核查線索，先后對他的親屬圈、朋友圈、同學圈、生意圈，近百人來排查情況。那么最終將他緝拿歸案，相關情況我們來連線G20反腐敗、追贓追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教授來進行解讀。

黃教授您好，我們看到周驥陽他是在國內被抓捕的，而之前他一直疑似逃到境外中國香港，那您分析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 黃風：

外逃人員大概分成兩類，一類他們外逃之前，他們出逃之前是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向境外轉移資產，然后在境外獲得身份，包括移民身份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合法居留身份，這是一類。這一類可能是在案發之前或者是案發以后，就失蹤了。

再有一類是屬于案發之后，倉皇外逃。周驥陽的情況是屬于這后一類，正如他說的他倉皇外逃，他對他外逃以后在境外能不能站住腳，他自己也心里沒有底。所以他外逃的時候，他可能會做一些掩目，他會選擇，對他來講重要是逃匿，他會選擇一個對他來講更加安全、更加便利的地方藏匿起來。所以他搞了這么一個掩目，實際上還是留在了境內。

張羽：

那相對于逃到國外的這些紅通人員來講，藏在境內是不是更容易追回和抓獲呢？

黃風：

從法律的角度來講，在境內不存在向境外的一些法律上的困難。在境外的話，要遣返引渡他們，可能要依據境外的一些法律制度，會存在一些法律上的困難或者障礙。在境內的話，就不存在這些問題，但是在境內，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他們可能也會有比較熟悉的一些方式，來藏匿起來。

張羽：

對這些外逃人員我們用什么手段來確定他的位置，那么現在還沒有追回的49名外逃人員，有沒有可能也有人藏匿在國內呢？

黃風：

確定他們的位置，實際上外逃人員逃到境外的這些外逃人員，他們也分不同的情況，有些人他有合法的居所，合法和比較穩定的居所，他們甚至在境外還從事一些職業、從事一些企業，辦一些企業。有些人是躲避西藏，過著藏匿的生活，對這些人我們主要是通過執法合作和司法協助的方式。

執法合作就是和各國的執法機關來交換有關的信息，司法協助我們在這個司法協助條約里有一項，叫做查找和辨認有關人員，我們可以向外國的主管機關提出這方面的申請。外國的主管機關他們就會在出入境管理這方面，特別留心這些人的出入境情況。當然這種查找和辨認有關人員和紅色通緝令不一樣，它并不要求外國主管機關發現這些人以后就對他采取什么措施，或者對他進行盤問。

外國主管機關發現這些人以后，會把他們的行蹤記錄在案，然后提交給我們的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不會打草驚蛇。

張羽：

好，黃教授，我們稍候再深入探討，那么對于“百名紅通人員”，相關部門是使了各種手段來施加壓力，希望他們能早日歸案；而他們的親屬，也開始站起來呼吁他們自首。

配音：

2011年1月 家人寫給周驥陽的信。

永遠都無法忘記2008年12月25日這個黑色的日子。當我們驚聞你失蹤的消息時，猶如晴天霹靂，眼黑腿軟，全家人在極度恐慌中抱頭痛哭，靜坐發呆，誰都無法相信這樣的事實。

解說：

隨著周驥陽的緝捕歸案，父親和妹妹寫給周驥陽的兩封家書，也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

周驥陽父親：

(老伴)她天天想這個事情，是不是。這老太婆，這個文化又不高，天天想、天天想的，就腦子想壞掉了。她這個病得比較厲害，老年癡呆癥。

配音：

2011年1月 家人寫給周驥陽的信。

一波又一波的討債人來到了我們家，搬走了所有值錢的不值錢的東西，當滿心凄涼的我們提著簡單的行李，走出父親花了多年心血而建造的房子時，你可知道我們三個人滴血的心嗎？當我們被債主圍困，徹夜不讓睡覺還要遭受打耳光、辱罵、潑熱水于臉的屈辱時，同在藍天下的你有過一絲心靈的震顫嗎？

解說：

周驥陽曾喜歡研究期貨，但并沒有通過炒期貨賺到錢，反而因此欠了許多人的錢，有的甚至是以高額利息的方式向他父親身邊的同事騙錢。周驥陽的家人是在案發之后，才從警方得知了他的所作所為。而周驥陽欠下的債，只能由他的家人來還。

周驥陽父親：

他這個債，你根本是還不掉。他有1億多的欠錢，你說我們這一點工資有什么用。反正我的工資就一半一半，我的工資也不算低的了，我是中學高級老師，我的工資的話一直是在我們這個系里面，總是在前面的。就是說我一半一半還，把我的工資扣一半這樣子。

配音：

2016年2月家人寫給周驥陽的信。

別的不說，就拿我們家替你借的巨款，他就像一把無形的鐵鉗牢牢地夾住我們，根本動彈不得只好移至法院，結果是以房抵債，凍結工資，永遠卑微地生活在社會的底層。

解說：

如今，周驥陽的父親已經78歲，母親69歲，自從周驥陽潛逃后，母親就病倒了，并患上了老年癡呆，現在老兩口生活在鄉下。

配音：

2016年2月家人寫給周驥陽的信。

過年了，按照風俗習慣，家人團聚，共祝多福。可是自從你走后我們家就沒有貼過對聯，放過鞭炮。你的孩子已經上了高中，不要讓他永遠生活在你的陰影里。現身吧，把握人生的機會和希望，走對今后的道路，我們還會在家里等著你......

周驥陽父親：

作為父親的話，當然他回來還是比較好。按法律來講的話，他回來的話，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不管怎么樣，我們的話也是有一種妄想，希望他能夠活著，就是判刑的話也是希望他能夠活著，不管他判多少年，在牢獄里面能夠生存也是好的。

張羽：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周驥陽的家人發出的兩封信，是寫給周驥陽的。在周驥陽出逃之后，實際家人承受的是精神和經濟的雙重困擾和壓力，一個人犯罪和出逃摧毀的是一個家庭。而敦促他自首，親情的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那我們繼續來連線黃風教授。

黃教授，在整個的追贓追討過程當中，是不是親人相關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常用手段之一呢？

黃風：

是的，實際上對外逃人員，不管他是逃到境外還是在國內逃匿，這個勸說他自動投案，這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打心理戰，就是要利用他走投無路、陷入困境，甚至出現一些良心上的一些反悔，這種情況下打他的心理戰。而他親友，從親情的角度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勸說，在這個心理戰當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張羽：

我們看到周驥陽實際最后是因為生活所迫，向前女友借錢暴露了自己，最后是被抓捕歸案。實際在“百名紅通人員”追回的51人當中被抓捕的是少數的。我們來看51名當中勸返的占到了35人，遣返的占到了10人。勸返就是聽到規勸主動返回的，而遣返是被當地所遣返回來的。抓捕占到4人，其他占到2人。

那么在現在追回眾多手段當中，勸返是一種什么樣的方式，您覺得這是最有效的手段嗎？還有什么改進的地方呢？

黃風：

對逃往境外的人員，勸返這是一種，從某種意義上比較有效的一種方法。為什么呢，這種勸返它從我們現在的這個追討回來的人，比較大的比例是通過勸返回來的。這個勸返它最重要的一個作用，剛才說的親情的勸說，另外一個可能更重要的是刑事政策的力量。

外逃人員他實際上都是想得到一個，對他自己比較有利的后果。如果我們刑事政策，能夠給他提供這樣一種可能性，這樣一種機會，這樣一種獲得寬大處理的黃金橋，那他會做出這樣選擇的。這幾年，我們在勸返這方面取得成功，我覺得是和我們刑事政策一些有效的處置，是聯系在一起的。

首先一個我們在對外逃人員，他們投案的標準認定上我們是比較寬大的，即便有些外逃人員他已經被羈押了，已經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只要他愿意接受遣返、愿意接受引渡，我們都可能會把他認定為自首。你像楊秀珠，她已經在美國的監獄里羈押了很長時間了。但是回來只要她接受勸返，我們就會認定她自首。

所以從勸返來講，除了親情的勸說，這個刑事政策也起著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張羽：

我們看到現在在“百名紅通人員”名單當中，還有49人是在逃沒有歸案。那么他們是在哪里，我們下一步怎么辦呢？繼續往下看。

解說：

昨天，中央紀委網站發布了一組大數據。2015年歸案18人，2016年歸案19人，2017年截至目前歸案13人。今天，2017年的這個數據將改為14人。

李文革，曾經是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國稅局的工作人員，因涉嫌合同詐騙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他排在百名紅通人員歸案的第51名，同時也是從加拿大歸案的第12名紅通人員。

根據昨天中央紀委大數據的梳理，歸案的50名“百名紅通人員”是從19個國家或地區追回的，其中最多的是美國，共12人，其次是加拿大11人。李文革的歸案，讓加拿大和美國并列成為最多的國家。

百名紅通人員中，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選擇美國加拿大作為逃往落腳之處？那里真的是他們的避罪天堂嗎？在1999年就逃往美國的第19號百名紅通人員劉常凱看來，在美國的生活其實備受折磨。

“百名紅通人員”劉常凱：

在我來說，在國外就像坐了18年的牢，很寂寞，跟坐牢差不多，沒人跟你說話，你也說不了話，也沒有人跟你溝通，雖然人出出進進，但是跟坐牢差不多。

解說：

國外不是法外，美國也不是避罪天堂，在我國追逃追贓的強大壓力和政策感召之下，不少像劉常凱一樣的紅通人員，陸續歸案。

2015年9月18日，潛逃美國14年的貪污賄賂罪嫌疑人楊進軍被遣返回國，這也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百名紅通人員。同時，他也是百名紅通人員一號人物楊秀珠的弟弟。一年后，同樣藏匿在美國的楊秀珠，也踏上歸案之路。

“百名紅通人員”楊秀珠：

“確實是我的錯，我要認賬，在這里我還要勸勸跟我一樣，這些在國外的(外逃)官員，或者逃出去的這些人，你們想想看，我是紅通1號，我們祖國對我也就是這么禮待，請他們快回來。”

解說：

美國和加拿大是百名紅通人員藏匿最多的國家，也是歸案最多的國家。截至今天，在尚未歸案的49名紅通人員中，美國24人，加拿大8人。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過勇：

由于意識形態和法律體系等方面的原因，我們國家跟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都沒有簽訂雙邊司法引渡協議。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是高度重視跨國追討追贓，在中外執法合作機制的建立方面，美國還是一個領頭羊。中國首先是把美國做一個突破點，尤其是利用APEC、G20這樣一些舞臺，督促美國在追討追贓方面，配合我方的一個行動。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雙方應該說合作機制逐步建立起來了。

張羽：

我們看到“百名紅通人員”犯罪類型最多的，首先是貪污然后就是受賄，而他們外逃藏匿地首選的就是美國和加拿大。從美國和加拿大已經追回了24人，兩個國家分別是12人。而現在在美國還藏匿24人，在加拿大還藏匿8人。讓我們繼續連線黃教授進行探討。

黃教授，為什么這些外逃人員他們喜歡到美國、加拿大這些地區，從這些地區把他們追回難度現在在哪里呢？

黃風：

這個腐敗案件的外逃人員，他們在選擇外逃目的地的時候，他們可能更多的是和他們腐敗犯罪的一些目的聯系在一起。就是說他們想竊取更多的資金，然后到國外過一種比較舒適的生活。這樣就是他們在外逃的時候，也是向外轉移資金，取得當地的身份。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國家都是移民大國，在這些地方取得移民身份，相對來講比較容易。所以他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國家，是這些腐敗犯罪外逃人員所選擇的主要外逃目的地。

張羽：

現在從這些地區把他們追回，主要的難度是什么？

黃風：

主要的難度就是我們和美國、和加拿大，還沒有締結雙邊的引渡條約，但是我們這幾年實際上已經總結出來了一套境外追討追贓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我們現在，在司法合作這方面，和美國、和加拿大我們的關系是最密切的，而且也是比較有效的。我覺得下一步，可能就是在境外追討追贓當中，要進一步發揮國際合作這樣一種效力，然后真正形成一種壓力，這種壓力對于勸返也起一個積極的作用。

張羽：

好，多謝黃教授。“百名紅通人員”歸案已經在半，這對在逃人員來說是一種震懾，國外并不是避罪天堂，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名單會越來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