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年伊始，雖然多個省份流感疫情已連續兩周多呈下降趨勢，但持續三個多月的流感疫情讓很多兒童醫院和綜合醫院兒科超負荷運轉。孩子高燒不退，醫院候診時間往往長達數個小時，家長們內心的焦灼可想而知。

根據我國醫改制度設計，承擔2.26億兒童診治的不僅僅是11.8萬名兒科醫生，家門口的全科醫生也可以對感冒發燒等常見病進行診治，但基層醫療機構卻在這次肆虐的流感面前暴露出了短板。

1. 基層醫務人員知識更新相對滯后

家住北京市東城區的郭女士2017年做了媽媽，起初對基層醫療機構并無多少了解。但在孩子滿月時，所屬社區保健科的工作人員來家里探視，提醒她要記得給孩子每天服用鈣劑。這讓郭女士對基層醫護人員的水平產生了質疑，因為之前在孕期她了解到，國家衛計委等權威機構明確表示發育正常的嬰幼兒不需要額外補鈣。

這一幕在基層普遍存在，對于是否應該補鈣、是否可以通過扎指血查微量元素、如何區分病毒性感冒和細菌性感冒的治療等家長關心的問題，有些基層醫務人員知識更新明顯滯后，往往給出似是而非的答案，嚴重地影響了基層醫務人員在家長心目中的形象。而這些，也直接地影響到家長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感。

在北京市豐臺區方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位醫生每天的接診量都在七八十人。“遇到感冒這類常見病和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周邊社區的居民一般都會選擇來我們這里。”該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吳浩說，“但近期爆發流感，在兒童專科醫院患者爆滿的情況下，也很少有家長帶孩子來社區中心就診。”

遠在千里之外的貴州遵義新蒲新區的蝦子鎮中心衛生院，也遇到了相似的情況。“衛生院是按二級醫院的架構來辦院的，設有專門的兒科，但平時附近居民帶孩子來這里就診的并不多。”該中心衛生院院長王平說。

據統計，全國共有93.3萬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上述社區中心醫院的診療水平已位于全國基層醫療機構前列，仍無法吸引患兒“下沉”到基層。

相關專家介紹，基層仍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短板，而基層人才隊伍依然是短板中的短板。從質量上看，基層臨床醫生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不到40%，農村基層就更低一些，且多數沒有接受過嚴格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這與居民健康需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2. 諸多約束限制基層醫療機構的兒科診療

“我們專門派過兩個醫生去北京大學醫學院進修兒科，但最終還是做不起來。”個中原因，吳浩分析，首先是政策限制。據他介紹，我國從非典時期開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流行病防疫措施——按照相關規定，發燒38攝氏度以上就要去專門的發熱門診就診，這項措施曾強有力地防止了成年人流行疾病的傳播。然而恰恰也是這一條規定，讓社區醫院無法接診大部分的兒童常見病。

“兒童發生感冒等常見病，大多數時候可能伴有發燒的癥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吳浩說，但社區醫院并沒有發熱門診，如此一來，大多數時候只能將小患者“拒之門外”，讓他們去上級醫院就診。

不僅如此，根據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的相關規定，基層能夠提供的藥品非常有限，王平介紹說，一來二去，家長也就不帶孩子來基層看病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層兒科的發展。

王平建議取消基本藥物制度對基層的限制，使其可以與二級或三級醫院一樣，進行藥品網上采購，并對患者實行零差價政策，同時適當限定高價藥處方并接受上級主管部門監管，這對基層醫院吸引患兒家長是非常有效的。

與此同時，吳浩還表示，在相關政策規范上，對于基層接診兒童，沒有必要在建設標準化兒科診療室、統一人員配置和培訓等方面設置過高門檻，實行“一刀切”。“基層醫療機構一天可能只接診幾個患兒，現有設備和人員足夠為兒童看病，不必過多強調是否有專門的兒科醫生。”在他看來，在這方面要求太高，反而會使更多基層醫療機構由于不達標而放棄開展兒科診療。

3. 缺乏政策激勵使發展兒科診療動力不足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本已緊缺的兒科醫療資源更加捉襟見肘。“如果真把基層兒童醫療做好了，需求肯定會很大，能讓每個孩子擁有一位值得信任的家庭醫生，相信家長們肯定會有更多獲得感。”吳浩說。

吳浩所說的家庭醫生這項制度試行于2010年前后并于2016年在全國迅速推開，兒童應該是該制度優先覆蓋的重要人群之一。按照制度設計，這將是推進分級診療的最重要的一環，可以有效地把常見病患者從大醫院分流到基層，包括兒童。

全科醫生是家庭醫生團隊的承擔主體。全科醫生能否給兒童看病？

對此，中華醫學會全科醫學分會候任主任委員遲春花指出，全科醫生執業范圍包括診治兒童常見病，這和國際上通行的全科醫生服務內涵是一致的。全科醫生接診患兒后，根據病情決定是就地治療還是轉診到上級醫院的兒科專科醫生那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也明確指出，到2020年，我國每千名兒童床位數將增加到2.2張，兒科醫師數將達到0.69名，每個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至少有1名全科醫生提供規范的兒童基本醫療服務。

但如同兒科醫生一般，全科醫生同樣面臨著數量緊缺、待遇低的問題，不僅如此，全科醫生還要面對職稱晉升難、職業發展路徑不清晰、職業成就感不足等諸多問題。

雖然，國辦日前印發了《關于改革完善全科醫生培養與使用激勵機制的意見》，對上述問題提出了解決路徑。但在王平看來，如果要培養和吸引優秀的兒科醫生和全科醫生來服務基層，還是需要地方政府支持，最好是被納入地方黨政一把手工作計劃之中，否則推動難度很大。

同時，對于醫務人員關注的診療費用體現醫生勞務價值的問題，王平指出，目前很多公立醫院的診療收費價格已作出大規模調整。“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診療收費價格仍未作相應調整，比如基層醫療機構已經有了很多中級、副高等職稱的醫師，他們的診療費與市級公立醫療機構相比差別太大，嚴重阻礙了優質醫療資源下沉。”

此外，目前公立社區衛生機構普遍實行的是績效工資總額管理，“多干不多收入”，激勵機制缺乏也是全科醫生不看兒童疾病的原因之一。“兒童與成年人的掛號費一樣，但相對于給成人看病，五六歲以下的孩子難以準確表達病痛的癥狀，每次耗時也很長，社區醫院的檢測設備又有限，給診治帶來了很大難度。”吳浩分析。

吳浩認同王平的看法，提高基層兒科的醫事服務費和診療費。被逼著接診和主動要求接診，效果肯定是不一樣的。“如果社區可以診治患兒，目前基本能解決四分之一的常見病患兒，大醫院的壓力自然就會有效緩解。”

對于兒科醫療資源緊缺的社會關注，國家衛計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表示：“目前，我們正在和相關部委推動關于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體現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務價值。”通過調整政策提高兒科的崗位吸引力，營造社會尊重醫師的氛圍，以此提高醫務人員的職業成就感和榮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