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通知強調把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和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聯系到一年前中紀委和最高檢相繼發出通知，要求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說明農村黑惡勢力是當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重點。那么，當前農村黑惡勢力呈現出哪些特征？如何有針對性地開展斗爭？

個體農民與市場主體間較高的交易成本，為黑惡勢力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

1983年，在鄧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國首次開展了“嚴打”行動。其背景是，城市中的團伙犯罪突出，多次出現震驚全國的重大刑事案件。但彼時農村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熟人社會，且農村資源較為貧乏，黑惡勢力還較為罕見。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顯著表現是農村出現了原子化現象，很多村莊失去了傳統的自我組織能力，即便有若干宗族勢力，也很難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其中，中西部農村地區開啟了大規模的人口外流進程，一些農村地區變成了“空心村”，更無組織可言。從黑惡勢力的生存條件來說，“空心村”并不足以支持鄉村“混混”黑社會組織化，但卻為有些頗有經營頭腦的“能人”提供了獲利空間。由于鄉村社會原子化，村民無能力自主挖掘村莊內部的市場機會；而那些生活在縣城、集鎮的地方“能人”，則有足夠的動力和能力去開發村莊內部的市場資源。為了順利進村承包集體資產，開發自然資源，乃至于承接工程，他們慣于利用那些游手好閑的鄉村“混混”做“馬仔”。這些“馬仔”，既可利用其在村莊中的熟人優勢，為地方“能人”提供信息，甚至于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扮紅臉”；又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威逼利誘群眾，“扮白臉”。

而處于城郊或是有礦產資源、交通條件較好的農村，具有前所未有的市場機會，這些地區聚集了大量的利益。這些利益是所有人追逐的共同目標，誰都希望從中分一杯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條若隱若現的灰色利益鏈。其基本邏輯是，地方政府希望發展地方經濟，為民造福，為此引入資本下鄉；村莊集體也希望借此為民造福，發展集體經濟；而分散的農民個體也希望從中獲取利益。問題在于，在原子化的村莊中，分散的農民根本就難以組織起來與地方政府和資本進行談判，反而容易在共同的利益面前相互攀比，相互算計。在集體行動能力缺失的情況下，利益分配必然失衡。一些村莊精英憑借其資本、人脈、權力及把握時機的能力，順利獲得了超額利益；普通村民則成為利益受損者，一些不甘心的村民通過充當“釘子戶”向利益相關方要價。正是個體農民與市場主體間較高的交易成本，為黑惡勢力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這些黑惡勢力既可以合法地承包小工程，獲取正當利益；又可以充當市場主體與“釘子戶”之間的中介，牟取灰色利益。

農村黑惡勢力往往是由鄉村“混混”連接起來的利益團伙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的原子化，以及伴隨而來的巨大市場機會，擴大了農村黑惡勢力的生存空間。其本質是，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礦產、建筑、拆遷、交通等領域，都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間。對于外來資本而言，如何有效進村始終是個問題，幾乎所有的“資本下鄉”過程都需要找到中介。在市場經濟已經深深地嵌入到鄉村社會的今天，黑惡勢力憑借其較強的組織能力，填補了鄉村社會原子化帶來的組織真空。大量的鄉村“混混”聚集在那些有經營頭腦的地方“能人”那里，通過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在市場經濟中獲取灰色利益。僅僅依靠暴力獲取利益的鄉村“混混”，已經極為少見。

農村黑惡勢力往往是由各個鄉村“混混”連接起來的利益團伙，其連接的紐帶是地方“能人”。多數情況下，這些“混混”并不以黑惡勢力的臉面示人，而往往以市場主體面目示人。他們并不會一言不合就拳腳相加，而更愿意“公平交易”，哪怕碰到交易困難，也只愿意通過言語威脅等“軟暴力”作為輔助手段，非到不得已不會拳腳相加。這意味著，有的已經告別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崇尚暴力、通過敲詐勒索“豪奪”利益的時代，也摒棄了只為義氣拳腳相加的做法。哪怕是為了獲取非法利益，有的也更愿意花一些心思“巧取”。比如，不少黑惡勢力利用其熟悉農民的利益訴求，也熟悉開發商苦衷的便利，在土地、礦產等資源開發過程中，一面慫恿農民為提高補償標準而設置阻礙，一面向開發商索要工程。

農村黑惡勢力不僅從市場經濟中獲取了容身之地，還從少數腐敗分子身上獲取了“保護傘”

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對農村黑惡勢力的存在深惡痛絕，卻苦于沒有好的措施加以打擊。哪怕是腐敗分子，一般也不會與鄉村“混混”直接打交道。但一些基層干部與那些利用鄉村“混混”的、以生意人面目示人的地方“能人”，卻很容易勾連起來。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不作為，與地方“能人”結成隱蔽的利益團伙。一些基層干部由于待遇低，或親屬無穩定工作，會通過做生意補貼家用。因土生土長，他們很可能與地方“能人”因熟悉而結緣，因互相需要而合作。基層干部對國家政策、政府投資項目，甚至于外來資本下鄉帶來的市場機會，都有信息優勢，這對希望從市場中獲利的地方“能人”極為重要。作為地方“能人”生意伙伴的少數基層干部，因有共同利益而不得不對其一些非法或越軌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地方“能人”利用鄉村“混混”開拓市場的行為，也只能默認。這些基層干部，有的雖很難說是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卻客觀上為黑惡勢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二是亂作為，利用手中權力為地方“能人”提供獲利機會。最近一些年，涉農資金持續增加，資源下鄉蔚為壯觀。在項目制的背景下，政府及村級自治組織通常情況下已不再直接組織國家項目的開展，而是通過招投標的方式讓市場主體承擔項目。一些掌握項目審批、監督的基層干部，成為地方“能人”的尋租對象，最終成為腐敗分子。較為直接的是，腐敗分子從中斡旋，拿好處費或通過干股分紅；較為隱蔽的是，腐敗分子通過合伙做生意的方式在項目中獲利；甚至于，一些腐敗分子讓地方“能人”做前臺，而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可見，農村黑惡勢力不僅從市場經濟中獲取了容身之地，還從少數腐敗分子身上獲取了“保護傘”。而無論是哪一方面，黑惡勢力的獲利方式都有極大的隱蔽性。概言之，當前的農村黑惡勢力，更多情況下是通過合法的市場行為獲取灰色利益。因此，農村黑惡勢力具有明顯的“灰色化”趨勢。這集中體現在：首先，農村黑惡勢力不再崇尚暴力，而是盡量運用市場手段獲利；其次，農村黑惡勢力并不熱衷于組織化，更多情況下是以松散的個體存在，通過地方“能人”連接起來，但兩者之間并不一定有上下級間的庇護關系，只是臨時性的相互利用關系；再次，農村黑惡勢力往往隱藏在宗族、姻親、朋友等鄉村社會網絡之中，并不需要建立類似于陌生人社會里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關系。

掃除農村黑惡勢力，關鍵是清除其生存的灰色空間

針對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的“灰色化”特征，我認為，“防灰”是“掃黑”的基礎性工作。掃除農村黑惡勢力，關鍵之處是清除其生存的灰色空間。

一是要重建鄉村社會。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村人口外流并不必然帶來農村社會關系的解體。恰恰相反，在保持農民工自由往返于城鄉之間的制度彈性的同時，為留守村莊的農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設，可以快速提高鄉村社會資本。尤其重要的是，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是鄉村社會再組織的重要經濟基礎，保護好集體資產，保持統分結合的基本經營制度，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極大減少農民與市場、政府間的交易成本，從而避免黑惡勢力乘虛而入。

二是要加強基層組織能力建設。在掃除農村黑惡勢力的斗爭中，加強基層組織能力建設具有多重涵義。一方面，它對防止基層干部腐化成為農村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蛻化成為“村霸”具有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強大的基層組織能力，對防止黑惡勢力侵吞國家和集體資產，對黑惡勢力可能蠶食的灰色利益進行源頭治理，都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加強基層組織能力建設，不僅要培養造就一批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干部，還要強化鄉鎮一級政權建設，使之真正成為國家權力的末梢。

三是要建立完善的鄉村治理體系。加強黨對基層組織的領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提高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讓監察及政法力量延伸到村級治理中，為村民自治保駕護航，是避免黑惡勢力侵蝕基層自治組織、擠壓黑惡勢力生存空間的關鍵。一句話，掃除農村黑惡勢力不僅僅是一段時間內的專項斗爭，還是重建農村政治與社會生態的系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