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日報理論評論部 朱永華

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振興鄉村戰略,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則對振興鄉村戰略的實施做出了具體部署。這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大布局,也是廣大農村地區一次歷史性機遇,對于農業大省湖南而言顯然具有特別的意義。

歷史機遇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發展有先后,成就有大小,能夠抓住機遇實現率先發展,獲取最大發展成就的只能是在機遇到來時創造了條件、做好了準備的地區。

未雨綢繆,搶占先機首先來自準確深刻的判斷。振興鄉村既是黨中央在新時期的重大決策,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的大勢所趨,這種趨勢集中表現為以城市為中心的產業轉型升級、要素轉移和以農村為主體的新型產業勃興和市場要素的空前活躍。就城市而言,新常態經濟特征將日益顯著,粗放型經濟全面轉向集約型經濟,效率更高,效益更優,傳統型工業轉型升級,房地產業降溫,智能型產業勃興;在農村方面,要素市場和鄉村產業將迎來新的變局——資本下鄉、老板下鄉、勞動力返鄉,土地等資產隨著政策的解放進入活躍期,“鄉”字號的農業產業——鄉村旅游、綠色餐飲、傳統文化、中醫藥等將進入一個嶄新的天地。在農村和城市之間,一次蔚為壯觀的“下鄉潮”將應運而來,廣袤鄉村將成為資本和勞動力釋放活力的壯闊舞臺,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也將因此實現歷史性的突破。

振興鄉村戰略為中國鄉村發展帶來一個嶄新的時代風口,站在這個風口前,及時布局,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尤為重要。誰能盡早謀劃,踏準政策和產業發展的節奏,誰就可以實現最早的爆發,誰就能贏得振興鄉村的最大紅利。振興鄉村是一項戰役性的系統工程,而基礎設施、產業布局、組織建設、制度保障構成鄉村振興的發展基石,可稱為鄉村振興的“四個輪子”,只有四輪驅動,才能順利到達預期的目的,實現廣大鄉村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基礎設施是基礎。所有經濟社會發展都離不開發達完善的基礎設施,要充分利用現有國家發展的政策,完善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設。在國家政策支持鼓勵下,近年來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很大進步,而迎接即將到來的鄉村振興大潮,必須以更高的目標,按“美麗鄉村”標準來籌劃建設,而不只是按扶貧的標準,為全面的產業發展提供基本的“起飛”的跑道。

產業布局是重心。各地農村必須做好適合區域發展、體現當地特色的產業布局。搶抓目前發展扶貧產業的政策黃金期,利用現在國家的產業發展基金,選準產業發展方向,打下產業基礎。毋庸置疑,隨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中國文化的昌盛,農產品加工、餐飲文化、鄉村旅游、中醫藥、電子商務等無疑是最具潛力的鄉村產業之星。布局產業關鍵點之一是突出鄉村特色和內涵,體現中華傳統農耕文化的精髓,異質于工業的流水化生產;其二是產業的融合和產業鏈的構建,從發展實踐來看,單一的產業結構難以形成合理的市場模式,進而難以維持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單一的傳統種植業市場活力薄弱,一旦與鄉村旅游結緣,融合的優勢迅速爆發。

經濟組織是主體。未來鄉村發展誰是主體?當然是農民,但是肯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現代職業農民的集合體。而在組織方式上,以家庭為主體的聯產承包將為適應現代農業產業的家庭特色農場、農業合作社、現代農業公司等公司化組織取代。加速培養這種新型農業組織既是適應產業發展規模化的需要,也是形成合理利益分配機制,化解潛在社會分配矛盾風險的現實要求。

制度建設是保障。舊有的產權制度模式約束了要素的流動,導致農村長期處于市場的邊緣地帶,從而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按照中央精神,深化目前已經拉開序幕的土地流轉制度,全面開展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全面強化農村集體資產財務管理,重點在確認農村集體成員身份、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功能作用、多種形式發展集體經濟。未來鄉村發展需要以清晰農村產權制度為核心,涵蓋養老、醫療、救濟等領域在內的全面的制度框架的搭建,從而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振興鄉村戰略是全國一盤棋,國家的大政方針、產業發展導向會根據全局情況適時調整,有放有縮。2020年以前是一個重要的時間政策窗口期,之后的政策導向勢必有所調整,例如非糧食生產用地肯定受到進一步限制。因此,搶抓脫貧攻堅期間的政策激勵,踏準節奏,完成好布局和基礎性工作,打造好“四駕馬車”,應該成為當下廣大鄉村乘勢而上,實現振興的重要“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