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責任險是以醫療糾紛中的醫師責任為基礎的。對于醫療糾紛的責任認定，我國的《侵權責任法》將醫療損害責任歸結為替代責任，賠償責任一般由醫療機構承擔，而對醫師的處罰則以內部追責的形式進行。考慮到機構與個人在償還能力等方面的差別，法律的初衷無可厚非。

但是，醫學的專業性決定了醫療機構與醫師之間責任的分立。醫療機構與醫師的關系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而更像平臺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系，如果僅由一方來承擔責任，就顯得不甚公平。因而，醫師責任險的落地，在降低醫師經濟風險的同時，也分擔了醫療機構的經濟壓力。

除了緩解醫療機構的壓力，對于調解醫患矛盾來說，醫師責任險也是一大助力。一方面，深圳引入了“第三方定責定損”機制，它依托整個社會和醫學會的醫療損害鑒定機構，由第三方裁定責任和損失的程度，相對來說較為客觀，也有利于糾紛的解決。另一方面，醫療糾紛的風險，由社會一起承擔，由保險公司進行理賠，而不僅是醫療機構單方面承擔經濟壓力，能有效保障患者的損失賠償到位，這恰恰是調解糾紛的關鍵。

醫師作為投保人，既受益于該保險，緩解了醫患糾紛發生后的經濟壓力，也受其約束和監督。深圳醫師協會執行會長王天星表示，醫師責任險在續保時會對保費進行動態調整，“出險”越多，保費越貴。那么，保費高低就成了評價一個醫師的直觀標準之一，保費越高，證明該醫師過往所陷醫療糾紛事故越多，那么其診療水平和名聲威望或多或少會被質疑。

無論是惠及醫師、醫療機構乃至患者，還是以保費的形式監督醫師更好地履行職責，醫師責任險的落地未來可期。但是，其背后的風險分擔機制、權責分配機制甚至第三方定責定損的保障機制仍需要進一步探索。而且，醫師責任險僅在醫患矛盾發生后的調解階段起作用，若要從根本上減少醫患糾紛，還需要醫師和患者的互信。當然，無論如何，推出醫師責任險是有利于整體醫療環境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