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清明。北京的天氣格外陰冷，不少地方還殘留著前一天的積雪。

上午10點，北京女孩丁瑞和姐姐一起去了媽媽的墓地祭奠。半年前，她們的媽媽因為乳腺癌復發而病逝。雖然已經時隔半年，姐妹倆對于媽媽“死亡”這一事件，依然力所能及地避諱。

這種避諱，是目前國內多數人的共同選擇。

“死亡，的確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話題。可我們只有理性地對待死亡，才能對生命價值賦予更多的思考，才能更好地拓展生命的寬度和厚度。”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顧晉這樣向記者表示。就在前幾天，顧晉還以“關注生命的尊嚴”為題，在北大醫學部專門組織醫學青年們進行了一場對話。

雖然對話的是醫學青年，可是談及的生命尊嚴問題，與我們每個人相關。

“我需要你陪陪我”

顧晉是結直腸腫瘤外科的名醫，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手術刀幫患者去除腫瘤，以治愈患者疾病或者改善患者的疾病及生活狀態。

“但我們不能治愈所有的患者，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目送患者從我們眼前離開。所以我經常在思考，如果我們不能挽救患者生命，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選擇讓患者有尊嚴地離開？比如，在患者生命的終末期不做無謂的搶救。”這樣的思考，也讓顧晉在父親病重時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顧晉的父親顧方六是我國著名泌尿外科專家。但是很不幸，晚年的顧方六患上了胃癌。那是2003年，顧晉在醫院擔任主管醫療的副院長，雖然每天工作結束都會很晚，但他都堅持去看望父親。

“我現在其實生不如死。”某天看望時，父親思索良久說出的一句話，讓顧晉的內心五味雜陳。雖然父子同為名醫，可終究不能扭轉病情。

為了減輕父親的身心痛苦，顧晉為生命終末期的父親選擇了姑息治療，沒有再做不必要的搶救，這也是為了維護父親生命最后的尊嚴做出的選擇。因為，不管是顧晉還是顧晉的父親，都認為渾身上下插滿管子，靠呼吸機去延長的壽命是沒有質量的，更是沒有尊嚴的。

看著父親的病情一天天惡化，顧晉每天都詳細地詢問父親需要什么東西，他總擔心會因為一些物品讓父親留下遺憾。可父親并沒有要求顧晉帶什么東西來醫院，只是在某一天顧晉常規的詢問之后，他低下頭慢悠悠地告訴顧晉，“我需要你陪陪我。”

“作為家屬，在家人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常常從自己的意愿出發去思量病人所需，以為他們需要的是好吃的或者其他物品，實際上他們最需要的可能僅僅是家人的陪伴。”父親的病逝，啟示了顧晉更多關于生命質量和尊嚴的思考———盡可能地從患者角度去滿足臨終病人的需求。

顧晉曾經收治了一位腫瘤晚期的病人。這位患者的兒子為盡孝道，不惜花費重金親赴云南尋找百年靈芝，并要求醫生為母親進行最好的治療。可實際上根據臨床醫學的專業評估，患者已經到了生命終末期，醫學手段能夠起到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

“其實患者的兒子為母親治病花費了很多錢，可是他卻不知道對他的母親而言，陪伴是最好的治療。”顧晉遺憾地告訴記者。原來，在這位患者住院期間，曾不止一次向顧晉抱怨兒子有時間在外面跑，卻沒有時間陪她。

這種遺憾至今仍頻頻在醫院上演。很多子女秉持自己堅守的“孝道”，千方百計去尋找自以為最好的治療方案，可卻將病重的父母遺留在病床上。這種遺留，對于病床上的患者而言，是內心底處難以丈量的孤獨和失落。

為了患者尊嚴而冒險

關注生命的尊嚴，顯然并非只體現在不做生命臨終的無謂搶救。有時候，對病重患者的救治，也恰恰是醫生為了患者的尊嚴而冒險。

顧晉還講述了他接診的一位直腸癌術后造口復發腫瘤的患者故事。這位患者30多歲，是坐著輪椅來顧晉這里就醫的，他的病情很不樂觀———術后造口復發的腫瘤很大，占據了腹壁的1/4。因為患者病灶范圍太大且不排除肝轉移，醫生們幾乎一致認為這種身體狀況已經不再適合手術。當然這些醫生們，也包括顧晉。

被拒絕之后，這位小伙子并不甘心。他用渴求的語氣懇請顧晉：“大夫，我知道您不愿意給我手術，我也知道手術可能失敗。可您看我現在這樣，造口的糞便和膿血散發著濃重的惡臭，我沒法出門，一點尊嚴都沒有！就連我4歲多的女兒都拒絕我的擁抱。雖然我余下的生命可能不長，但我想陪伴女兒的成長……”說這些話的時候，患者已經滿含淚水，顧晉的眼眶也濕潤了。

其實這是一種兩難的選擇。因為，從醫學的臨床手術指征而言，患者的這種情況并不適合手術，可從患者的意愿出發，又強烈地希望能夠維護生活的質量和生命的尊嚴。最終，顧晉選擇了為病人的尊嚴而冒險。

手術很順利，病灶取走了，患者也很快康復出院。但幾個月后，這位患者確診了腫瘤的肝轉移，這也是預料中的事。可當顧晉看到這位患者穿著正常人的衣服，像正常人一樣走在診室外的走廊時，當患者幸福地講述他擁抱并陪伴女兒成長時，顧晉的內心充滿了成就感。因為，他幫助患者實現了生命最后的綻放。

“其實這個患者也啟示我，出于為病人的尊嚴考慮，我們或許可以改變一些外科決策。比如說，作為醫生，我們可以盡力幫助患者減少一些牽掛和遺憾，盡力減少患者的一些痛苦，盡力讓他們多擁有一些生命的美好。這樣，生命的輪回就不會真正離開我們。”顧晉意味深長地告訴記者。

全生命周期都需要尊嚴和質量

同樣是在這場與醫學青年的對話中，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劉玉村表示，自己的岳父在去年惡性腫瘤晚期出現肝轉移時，他只給老人嘗試了一周的化療，發現沒有效果就放棄了任何治療，讓老人出院回家生活了。

“這種在家庭的生活，對岳父而言是體面的、有尊嚴的，我們作為子女也盡了應盡和想盡的孝心。”劉玉村說，岳父生命最后住院出現腎功能衰竭時也沒有做透析之類的搶救，以盡可能地減少針、管之類對老人家帶來的身體傷害。最終，老人家走得很安詳。

之所以把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劉玉村表示，是希望大家都能夠秉持科學、開放的心態對待死亡和生命；希望作為后輩的子女在盡孝時，去著重關注父母健康在世時候的生活，而不是在臨終階段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精力和時間，去做沒有太多醫學意義的救治。這些救治，常常是增加了老人和病人的痛苦，又讓他們不能主導自己的生命尊嚴而遺憾地離去。在劉玉村看來，這種遺憾，“其實是最大的不孝。”

“實際上，我們關注生命的尊嚴，還應把這種觀念貫穿在生命的全過程。眾所周知，一個人出生時是有尊嚴地來到世界的，這個孩子被周圍所有人關注，比如家庭人員和醫護人員。同樣的，在這個人的成長、工作、生活以及生命謝幕的整個生命周期，也都應該得到呵護并有尊嚴地度過。”最后，劉玉村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