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站外停滿了騎手的電瓶車。袁貽辰/攝

外賣站。袁貽辰/攝

在面積1.1946萬平方公里的天津，這間50平方米的群租房在地圖上小到難以辨認。手指摁住電子地圖不斷拉長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一個模糊的小點。相較于天津市1500萬的常住人口，這里的9名租戶更是人口統計里易被忽略的個位數。

這間藏在天津河西區一個老式小區里的屋子，似乎和當下的時代扯不上半點聯系。但只有在這里住過的人知道，這間屋子是比任何統計和學術報告更靈敏更細微的探測器，產業的震動、社會的轉型、人口的流動都能在這里被感知。

這里是一個外賣站，也是一群外賣騎手的“家”。

這里住過剛離開農村的少年、住過失業的大學生、住過國企買斷工齡的員工，也住過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宏大的政策規劃和產業興衰下，他們不斷變化謀生手段，在外賣站走走停停。有人在這里干了3年多、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跟隨“天價融資”進入外賣行業、也有人因“燒錢時代”遠去而離開。錢，是這里始終人來人往的原因。

眼下，屋子里住著來自天南海北的9名男性騎手。他們中最年長的52歲，最小的剛滿20歲。老家最近的在天津，最遠的在甘肅農村。

在均價幾乎超過3萬元一平方米的河西區，空間寸土寸金。真正屬于他們的個人空間很少，被褥和衣服往往就是一個騎手的全部家當。但52歲的騎手黃冰更樂意把它當成一個“家” 。

齒輪

只有陽臺還保留著昔日的痕跡。那些沒人領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陽臺外沿，黑黢黢的，欄桿上掛著不同尺碼的運動鞋。這里是整間屋子陽光最好的地方，年均奔襲3萬公里的外賣騎手平均一年要穿壞6到8雙鞋。運動鞋是最經濟的選擇。

鞋底開裂、鞋面顯出污漬的運動鞋見證了這里最熱鬧的時刻。一兩年前，各大外賣平臺的“燒錢戰”如火如荼，動輒上億元的資金投放到了這個新興產業，只為爭奪市場份額和用戶。打開各個外賣App，平臺大筆補貼配送費，用戶享受著商業競爭帶來的紅利。工地、工廠、社會各個夾縫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騎手平臺，換上一雙雙耐穿的運動鞋，最終讓騎手的數字定格在了百萬人次。

陳奇十幾年前從甘肅老家來到天津。老鄉要介紹這個身材壯實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到了地兒他才發現，那是一家貨運公司，他的工作是搬運上百斤的大箱子，如果不搬，就餓著他。后來天津的樓越來越高，他和無數農民工成為建筑產業工人，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腳手架，縫制著這座城市光鮮亮麗的外衣。可最近幾年，工地越來越少，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擠進了外賣行業，因為這里“活多錢多”。

他說自己是“一步一步被推到這里的”。多年的打工生涯讓他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渺小的齒輪，國家經濟這臺機器晝夜不停地運作前進，舊的引擎壞掉了，會有新的補上。作為齒輪一刻也不能停。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換工作”。

外賣站站長常山說，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所有商家店鋪。當外賣產業蓬勃發展時，他注意到許多大商家反應冷淡，常常讓外賣騎手一等就是一小時。反而是許多小商家積極參與，還采用了湯面分離、設計外賣包裝盒等手段，最終搶來客戶，在激烈動蕩的商業社會里存活。

盡管拋下了曾經賴以為生的手藝，但陳奇認為，比起在工地干活，外賣騎手能掙得更多。這是他衡量工作價值的唯一標準。

今年來，外賣平臺不斷下調配送費，五毛一塊地向下降，這個男人意識到，“燒錢時代”已經過去了，外賣行業進入了新的競爭，成本控制和服務質量被擺上了臺面。站里又一次迎來了人來人往的時刻，有人因為申訴無門辭職，有人因為收入降低辭職。一名跑單勤快的外賣騎手，因為過年期間突發急事提前下班了一會兒，被罰沒了加班的獎金，一氣之下離開了外賣站。他在這里待了3年。

呈階梯式下降的配送費暫時沒讓陳奇離開。他說自己沒有停下來的資本，在幾千公里外的甘肅老家，妻子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和老人，一塊錢需要掰成兩半兒花。

52歲的黃冰也沒動過離開的念頭。在成為一名外賣騎手之前，他是國企員工。十幾年前買斷工齡后，他去塘沽拉過石頭填海，也加工過一次性打火機，始終沒能找到一份安穩的營生。后來，給銀行做保潔的他在路邊偶遇了一群外賣騎手，一打聽收入，沒幾天他就成了外賣站里的“老黃”。

他已經不再年輕了，日漸衰弱的身體能負擔的工作越來越少，從某種意義上講，外賣騎手這份工作讓他擁有了盼頭——干到領養老金的那天就好，多干一天，養老的錢就越多，老母親的病就多一分保障。

這個前后換過五六個工種的東北男人，理解那些來來往往的騎手。在他看來，把送外賣當成長期工作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奔著這個活兒靈活，干幾個月拿到錢就走。

黃冰說，幾乎每一個“老牌”外賣騎手都會有深深的焦慮感。很長一段時間，外賣站夜談的話題都是哪里的工廠在招人、薪水多少。最終，有人去了工廠，有了回了老家，也有人給他打來電話，“還是想回來，外面也沒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