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

南宋上承北宋，下啟元明，是中華文明高度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南宋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未能得到充分重視，歷史上遺留的許多問題尚未得到圓滿的回應。加強這段時期的相關研究，不僅有助于取得關鍵議題的突破，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于宋代諸多方面的理解與認識，也可以從宏觀角度更為準確地把握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演變的特征。

臺灣長庚大學講座教授黃寬重：

近年來，在各方的推動下，南宋史研究受到學界更多的關注和投入，有了長足的發展。目前，仍有不少值得再開展的新議題，如：薦舉制度與人際關系，文化政策與文化交流，邊界與邊界人，士人的家國情懷，社會力的形塑———士人與基層社會，信息傳遞與軍政管理、君臣關系，社會形態與知識構建，道、術關系。在研究的過程中，要超越舊的框架，借助其他學科的觀念來幫助擴張、思考、檢討研究的單一面向，還要看到這些學科的局限性；要跨越歷史時段，開拓新史料新議題，但要慎用新工具和新方法。繼續推進南宋史研究，學界除了要進行長期的耕耘，還應當組成學術社群，開發研究議題；精讀一手史料，深耕議題內涵；強化國際交流，拓展研究視野。

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包偉民：

兩宋文明是中國歷史長期緩慢演進曲線中一個明顯突起的高峰，在許多方面都呈現出了轉折的意味，奠定了后續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格局。元明以降，中華文明無疑進一步發展，兩宋時期的意義，更主要是體現在其對后世深遠的影響方面。宋朝文明之所以能夠“造就”今日中國，是因為它是農業文明精熟化的產物。近800百年來，中國一直處在這樣一種農業文明的格局之中，發展程度雖有差異，但本質未改。所以，一般而言，理解傳統歷史對當今中國的影響，當以宋朝文明為起點。

浙江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徐吉軍：

南宋都城臨安，在杭州、在中國、在世界的城市發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就杭州而言，這一時期是杭州歷史上最繁華的時期，也是城市地位最高的時期，積淀了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蘊，孕育了大氣、開放、精致、和諧的城市精神。就中國而言，南宋都城臨安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不僅人口最為繁盛，而且在城市規劃和建設、城市管理、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突出地位。就世界而言，南宋臨安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際性大都市，在中世紀城市革命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教授虞云國：

日本學者寺地遵曾將宋高宗與秦檜聯手確立的體制概括為“紹興和議體制”或“紹興十二年體制”。實際上，這一體制固然包含著致力于達成和議與固守和議的因素，但當時與其后的實際內涵已泛化到整個政治思想領域，不僅左右著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響著整個南宋的政權格局與歷史命運，所以不妨徑稱為“紹興體制”。既然稱之為“紹興體制”，而體制一經確立，則勢必對南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領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蓋功能。對紹興體制及其相關聯的南宋史諸問題，卻仍有待于宋史學界的深層思考與總體闡述。

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院長、教授黃純艷：

宋代存在著點狀模糊疆界、片狀模糊疆界、帶狀清晰疆界和線狀清晰疆界等多樣性的疆界形態，影響疆界形態的主要因素是關系形態，特別是關系的可控和對抗，疆界清晰程度與關系對抗性呈正比。宋朝劃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現實的安全應對，而非申張華夷觀念或天下秩序，其核心是分隔版籍與非版籍的民和地，保護賦役來源和“中國”即直轄郡縣的安全，顯示了宋朝對待周邊關系時構建華夷秩序之外的實用主義面向。宋朝與境外遼、金、夏和交趾逐步形成了“國”界意識和相應機制，但這是局部時空中發展出的對抗性關系形態和疆界意識，在前代亦有出現，并非宋朝所特有，不意味著具有變革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王申：

南宋財賦調撥體系以臨安為中心，分兩個部分：一是供應臨安開支使用；二是使中央得以控制地方。南宋與北宋的財賦體系不同：北宋的首都開封在帝國的中央，可以接受東南六路的“上供糧”，并成為國家南北財賦調撥的中心；南宋則不同，為了直接供應沿長江布防的大軍的開支，南宋在東南地區設置了湖廣、淮東、淮西總領所，分別掌管所轄各路上的財賦上供、督辦諸軍錢糧。他的首都臨安（名義上稱“行在”）僅主要依靠兩浙地區的糧食供應，尤其浙西路更是重點。由于財賦來源減少，中央政府的財賦調節回旋余地很小，只好設置大量倉庫儲備糧食。國家稅賦流轉因此形成了臨安（中央）與總領所（地方）分掌的局面。為了加強中央對國家財政的控制力，朝廷壟斷了紙幣（時稱“東南會子”）的發行權，并在榷貨專賣、和糴、軍費等多種國家財政收支渠道中強制使用。臨安因此成為了全國金融中心，總領所也重新被拉回以臨安為中心的財賦調撥體系中來。

南宋王朝利用紙幣這一工具，實現了中央對地方財賦的靈活調撥，并將國家財政中互相獨立、互不統屬的諸多層面整合到一起，加強了對國家財政的控制力。

日本愛媛大學教授高橋弘臣：

向臨安輸送上供米的體制，與南宋建國、營建都城、確立補給體制的過程密切相關。高宗駐蹕臨安時期，兩浙路由于米產量高，且距臨安較近、漕運方便，成為輸送臨安上供米的主要來源地。在此過程中，南宋不僅完善了從兩浙路到臨安的漕運制度，而且臨安收納上供米的制度以及省倉制度也得到相應完善，重建或新設了管理機構。同時，為了應對戰事、供應前線糧米，南宋還規定了運往邊境地區上供米的輸送地、輸送路線以及輸送額。以臨安為糧食供應中心，南宋由此確立了整個輸送上供米的制度。

浙江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顧志興：

杭州是宋代著名的刻書中心之一，同時在城內也形成了繁榮的書籍流通市場。北宋時期，杭州刻書即享有盛名，學者葉夢得稱“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就連國子監奉命刊刻的國家重要史書、政書、醫藥書等也發往杭州刻印。南宋國子監在臨安恢復之初，就著手刻書事宜，在此后100多年時間里主持刻梓了大批書籍。除國子監外，當時兩浙西路、臨安府等政府機構的部分官刻書和其他坊刻書、私刻書一起流通銷售，在御街一帶形成了繁榮的圖書市場。這對形成南宋燦爛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也奠定了南宋以后杭州書籍市場長盛不衰的基礎。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征宇：

跨入新世紀，杭州的臨安城考古工作屢有重大發現。2000年在荷花池頭發現的南宋臨安府治遺址，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完整的古代衙署遺址，為宋代建筑史及衙署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成功入圍該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是臨安城考古工作的豐收年，在該年度的全國十大新發現評選中，老虎洞南宋窯址和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榜上有名。老虎洞窯址的發掘，揭開了南宋修內司官窯的神秘面紗。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清理出的各種建筑遺跡，是杭州乃至全國首次發現的保存完好的南宋園林，為研究南宋時期的園林布局和營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近年來，南宋皇城遺址的進一步勘探工作又取得重要收獲。對望江地塊的兩次發掘，使南宋德壽宮遺址的范圍日漸明朗。在嚴官巷和中山中路發現的南宋御街遺址，明確了臨安城的中軸線。以上發現都為南宋臨安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對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發展和變遷也具有重要價值。

（整理秦軍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