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呼吸病學與危重癥醫學專家，國家呼吸臨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協和醫學院醫學教育改革的成敗，關乎中國醫學事業的未來。

“4＋4”新型八年制醫學教育模式，是在目前教育體系下，所能設計出的幾乎最佳的高端臨床醫學教育模式，這種模式有望培育出未來推動醫學發展的高素質醫師和醫學界領導者。

醫學是科學，是“多學”，更是人學。讓愛醫者從醫，可以最大程度保障醫師隊伍的穩定性，以及醫學水平的高超性。

醫學集納了科學、技術、人文三大領域的高端成果，只有掌握人類最先進的科技，擁有人類最善化的德行，始終心懷悲憫之心的多學科背景的精英人群從醫，才能構建最和諧的醫患關系，才能保障科技被善用，才能讓生命圓滿。

“4+4”新型八年學制有三大“妙處”：可以納多學科素養者從醫，可以納天下英才從醫，可以納愛醫者從醫

高中生在通過高考志愿選擇某專業時，常常不諳其道，其選擇可能既非自己心之所愿，也未必符合未來從業的素養需求。這樣的學生在畢業時，往往就面臨著重新擇業。

記者：2018年9月，北京協和醫學院在新百年之元年，肇啟我國“4＋4”學制臨床醫學教育模式，再開中國醫學教育先河。請問這一教育模式與我國現有的醫學教育模式有何不同？

王辰：“4+4”學制臨床醫學教育模式肇始于上世紀初的北美，是世界醫學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種，該模式將醫學教育定位于多學科本科教育基礎之上的研究生教育。

所謂“4+4”學制，其中第一個“4”是指4年通識性的本科教育，第二個“4”才是指4年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教育。在本科教育階段，學生們可以分布在各學校學習各自專業，比如文學、機械、物理、生物、哲學、法律等。這些來自不同專業且在大學期間產生學醫愿望的人，在本科教育階段修完一定的生物學、有機化學等醫學預科課程，并通過醫學院入學考試之后，再接受4年臨床醫學專業培養，畢業時可以獲得醫學博士學位(M.D.)。

目前我國的5年制和8年制臨床醫學專業教育，學生們在畢業時也能夠獲得醫學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與“4+4”學制顯著不同的是，我國醫學院學生一直接受的都是醫學專業教育，而不是在4年多學科本科教育的基礎上再接受醫學專業教育。

記者：那么“4+4”學制有哪些突出優勢呢？

王辰：我認為有三大顯著優勢，或者說是三大“妙處”。

一是納多學科素養者從醫。本科階段的多學科背景，會為醫學生們注入多學科的“DNA”，讓他們擁有多學科的素養和能力。這些多學科的素養和能力，會在醫學生學醫階段以及之后的從醫生涯得到充分表達，結出更多的醫學碩果。

二是薈萃天下青年精英從醫。醫學關乎人的健康性命，故而對醫學生、醫生的素養要求極高。“4+4”模式是面向優秀高校各專業的優秀本科生進行再選擇，可謂是優中選優，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未來從醫者的高素質。

三是納愛醫者從醫。目前我國的本科教育，學生們在填報高考志愿的時候，心智還大都不很成熟，因而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在上大學期間發現原來的專業并不適合自己，希望另擇專業，其中不少人希望學醫。“4+4”模式即給這些經過各專業本科教育后最終有志于學醫者以學醫的機會。此時這些學生心智已經較為成熟，且立志于學醫，醫學院從中選擇素養適于從醫的人進入醫學院。由于有志于學醫、熱愛醫學，這些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極高，未來從醫的穩定度和專業水準往往更高。

基于以上三點，我認為，“4＋4”學制是在目前教育體系下，所能設計出的幾乎最佳的高端臨床醫學教育模式，這種模式可望培育出未來推動醫學發展的高素質醫師和醫學界領導者。

協和醫學院之于中國醫學教育的價值，在于其所培養的醫學生，在未來是否能領航中國醫學界

國際上，醫學教育改革、變革之風正勁，現代醫學教育面臨著全新的機遇與挑戰。協和醫學院教育改革的成敗，關乎中國醫學事業的未來。

記者：為什么在前一百年協和醫學院沒有開始“4+4”學制呢？

王辰：其實，“4＋4”模式從建校伊始，就是協和醫學院的“初心”。為何百年前未做，而時至新百年才開始推行？一方面是因為建校時中國的本科教育尚處草創階段，大學普遍較弱，培養水平未能達到協和醫學院的入學要求。因此，協和醫學院當時沒有開啟“4+4”模式，而是直接在個別優秀的大學（如燕京大學）中建立醫學預科，或接受少數優秀大學的本科生轉考協和醫學院。

改革開放之后，協和醫學院雖然也恢復了其傳統的八年制招生，但仍未及深入思考并勉力推進“4＋4”醫學教育改革，即對“4＋4”模式先進性的理解領悟尚待加強，未行探索。另一方面，要推進“4＋4”學制的改革，需要教育等多部門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因此，協和醫學院在她的第一個百年中，終未成就“4＋4”模式。

記者：初心和使命都需要砥礪奮進。在您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的元年，就承接使命力推“4+4”模式，有哪些關鍵因素促成了您做出這樣的抉擇？

王辰：首先是國家醫學發展的需要，一百年時間過去了，中國大學本科教育的發展已今非昔比。再者是因為協和醫學院的定位。作為中國最早建立八年制醫學教育、開創了中國“科學醫學”(scientificmedicine)時代、居國家領銜地位和最具導向性的醫學院，協和醫學院必須承擔責任使命，為天下先，開風氣先，引領中國八年制醫學精英教育走上正確的方向和路線。

在東單三條九號，面積狹小、灰墻綠瓦紅柱的協和醫學院與周邊聳立的高樓相比，是一種獨特而顯眼的存在。但協和醫學院之于中國醫學教育的價值，絕不在于樓房有幾座有多高，而在于其所培養的醫學生，在未來是否能領航中國醫學界。

另一方面，“4＋4”模式的先進性，在國際上也已經得到佐證。眾所周知，歐洲的歷史文化積淀比美國更深厚，但是到現在為止，在醫學和健康科學的研究及成果上，美國領先歐洲很多。我認為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的醫學教育是“4+4”模式。臨床醫生團隊優秀與否，與其受教育的背景直接相關。醫學研究往往從臨床發端，而“4+4”模式因為在定位設計上更有利吸引高端、優秀人才學醫，且這些優秀人才擁有多學科背景，在臨床工作中就更易于實現研究成果的轉化。

醫學是“多學”，但是我們不能在一個人身上，在一所醫學院上求其“多學”，錄取多大學、多學科背景的優秀學生進入醫學院，才是醫學界保持其多學性的最佳選擇

目前我國的醫學教育，仍以生物醫學模式為主，而國際上，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才是主流。我國要在新時代體現醫學發展的新模式，就亟待改變目前的醫學教育模式。

記者：您一再強調醫學的多學科性，為什么醫學生要擁有多學科背景？

王辰：醫學，是人類社會產生的一門特殊學問。它的目的是讓人在全生命期減少病痛，延長壽命，提高健康水平。而它的手段也是多元的，既有科學的、哲學的手段，也有技術的、人文的手段，絕不僅僅是我們所慣常采用的生物學手段。

我有深刻的感觸，目前我國醫學教育的第一大短板，就是從高中生里直接錄取的醫學生，基本上是按照生物醫學的模式來培養，這些學生們普遍缺乏人文、管理等多學科的必備素養，這與國際上已經成為主流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相去甚遠。如何彌補這一短板？“4+4”模式是一條重要路徑。

常常有人問我，是否可以通過對醫學生增加多種學科的課程來增加其多學科知識？答案是不行。因為，沒有哪個人可以掌握如此眾多的學科知識，從學科的門類和深度上均不能實現。那是否可以通過在醫學院增加開設多學科課程來實現？答案是無醫學院可以高質量地覆蓋如此眾多學科的教學。是否可以在某大學中充分進行多學科的教學？答案同樣是不行，任何大學都不會開設所有學科，更不會有足量的優秀學科。

所以，我們不能在一個人身上，一所醫學院上求其“多學”。而醫學又需要醫生或者醫學生擁有多學科的背景，因此從各大學統攬各專業精英進入醫學院，是最佳選擇。

這些擁有不同本科專業背景的醫學生，在醫學教育階段以及此后的從醫階段，思維和素養都會相互影響和交融。并且，當某個專業領域出現能夠為醫學所用的進展時，這些人中具有該專業背景的人就會成為聯結醫學和該專業的“橋頭堡”、“橋接點”。比如，近年來信息學領域出現了大的進展，而醫學界有若干人的本科專業恰是信息學，他們就很容易代表醫學界把信息學跟醫學融合起來，做出一些前沿的醫學研究成果。

應當看到，所有領域的科技成果，最急迫、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一個是軍事，另一個就是醫學。軍事關乎國防安全，醫學則關乎人的生命和健康。“4+4”模式的優勢就是在體制和機制上，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把各學科最前沿的科技進展，及時融入并服務于醫學。這種設計不可謂不妙，不可謂不智慧。

目前我國醫學基礎研究、藥械研發和臨床研究的團隊，大都在各自的頻道上動情地演奏著自己的音樂，但只有把這些不同頻道上的音樂融合起來，才能產生雄渾的交響樂

創新能力弱特別是臨床創新能力弱，是我國醫學科技發展的突出短板。要彌補這一短板，亟須通過醫學教育改革培養一批能夠實現醫學和其他學科轉化的人，特別是產生一批這樣的領軍人物。

記者：將各專業的科技成果盡快應用于醫學，既是世界各國醫學科學家的共同追求，也是維護全人類健康的客觀需要。但總的來說，我國在醫學科學研究和成果轉化方面，產出和應用還遠遠未盡人意，這其中的主要制約因素是什么？

王辰：突出的制約因素之一，是不管醫學教育還是醫學研究，常常是塊狀化的，彼此之間很少關聯和融合。

比如醫學院教育，在課程設置上一塊是解剖學，一塊是組織學，一塊是藥學，一塊是微生物學等，這些條塊之間的聯系老師們很少講，或者老師們可能也沒有深入研究。這就好比只是教會學生蓋樓房是用一塊塊磚，但具體如何把一塊塊的磚壘成大樓，學生還需要在臨床實踐的過程中自己一點點慢慢摸索。這顯然不符合臨床及研究工作的需要。

人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因而臨床問題實際上也涉及方方面面，只有醫生們有機地組合了各種知識和技能體系，最廣泛地利用最為先進的科技成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記者：美國是實施“4+4”醫學教育模式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在融合各學科前沿科技成果服務臨床醫學方面，該國有哪些經驗可供我國借鑒？

王辰：最可借鑒的經驗，應該是臨床醫學集科技之大成，并以此為支撐，全力為患者提供整套的健康問題解決方案。

上面我們提到，美國的醫學科技創新成果層出不窮，主要原因之一是醫生們擁有多學科的教育背景。這種多學科的交融，便于臨床醫生參與醫學科技創新并實現成果轉化，且在轉化過程中真正著眼著手于解決病人的全部問題。

我們在美國調研、交流時，都有切身的感受，臨床醫生發現的患者問題，不管是涉及藥品研發，還是涉及實驗研究，或者是涉及醫療器械使用，最后只要能夠給患者提供全套解決方案，醫生都會積極盡力協調各專業、各方面來解決，這就使得美國的轉化醫學成果遙遙領先國際。

反觀我國的醫學研究，需要坦陳的是，不管是基礎研究、藥械研發還是臨床研究團隊，大都在各自的頻道上動情地演奏著自己的音樂，但只有把這些不同頻道上的音樂融合起來，才能產生雄渾的交響樂，即數量更多、質量更好地轉化醫學成果。

“4+4”學制醫學教育為轉化醫學提供了人才基礎。擁有多學科專業背景的臨床醫生，能夠基于自己的專業素養和豐厚積累提出不同的問題，并探求不同問題的解決方法，從而最終實現各個學科的技術和發現都能有助于醫學上的發現和發明。

21世紀是醫學和健康科學的世紀。現在，國際上發達國家民口的科技投入中，已約40%~70%應用于醫學和健康科學，即醫學和健康科學的投入達到或超過其他各方面投入的總和。因此，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的我國，也要在醫學和健康科學領域真正地大幅增加投入。這種投入是最“劃得來的”，將來必有大得。

醫學界強調精英教育，并非是因為醫學界自恃甚高，而是因為醫學關乎人類的生命和健康這樣的終極利益，只有最高素質的人從醫，才能保障生命得其圓滿

醫學集納了科學、技術、人文三大領域的高端成果，只有醫生能夠善用科技，精修人文，才能達到行醫的至高境界。

記者：精英教育，既是100多年來協和醫學院始終堅持的辦學理念，也是“4+4”模式的三大“妙處”之一。請問為什么一定要提倡醫學的精英教育？

王辰：因為醫學是“多學”，是科學，更是人學。其最終的落腳點體現為對人的照護，體現為對人類個體和群體終極利益的維護，體現為努力讓每個生命都能夠得其圓滿。

在臨床上，有時會遇到有些醫生因為自身能力的限制，并不能為患者提供最適宜醫療的狀況。“庸醫之害甚于無醫”。試想一下，如果讓一些容易點錯小數點的人去做醫生開處方，將會是怎樣可怕的場景？如果醫生自己對生命的理解都是褊狹的，他們又如何能夠保障對生命進行最適宜的照護？

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個群體從醫，他們掌握著人類最先進的科技，擁有人類最善化的德行，心懷悲憫之心，既能用最先進的科技去減輕患者的痛苦，又能夠在科技的使用上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只有他們，才能夠代表人類的終極利益，才能夠構建出和諧的醫患關系。

記者：也就是說，是社會和人類的終極利益要求從醫者必須為精英群體？

王辰：對。這并不是醫學界刻意將醫生群體自奉為精英，其實精英人群不管從事哪種職業，選擇哪個行業，他們仍然都會是精英。精英人群不選擇從醫，對于精英個人而言，并沒有什么損失，他可以去做別的職業。但是，對于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卻是巨大的損失。因為只有一批素養最高的人，才能維護全人群的最高利益。

需要特別注意且令人擔憂的是，過去醫生世家是格外受尊重的群體，現在大多數的醫生不希望子女從醫；近年來，醫學院校錄取分數亦有相對降低的趨勢，現在保證醫學院校錄取到最優秀學生的機制正在被弱化。這是一種社會的異化現象。如果這種異化現象沒有迅速得到糾正，全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就會受損。

我希望，協和醫學院的醫學教育改革，能夠為中國的高端醫學教育改革做好示范，讓后來參與改革的醫學院校可以有所借鑒，以更好地把握方向，更加完善地推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