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濫施暴力的同類，人類向來憎恨。憤怒是最持久的火種，即使埋在時間深處，也會被眼前的現實引燃。

就像我們看見四行倉庫的彈孔，讀到集中營的記錄，呼吸會被暴行撕扯，心跳會為死難者的命運奔忙——這種恨意的火光，亦是人性的閃光。然而人生來不同，走過的道路不同，人世間從未有過兩個一模一樣的靈魂，也沒有任何一種高明的手段，能真正一窺人性的幽微。只要人類社會依然存在，就有人能在無辜者的反抗與痛楚面前，繼續實施暴行，甚至毫無感覺。

2017年6月9日，赴美國訪學的中國公民章瑩穎在美失聯。2019年6月12日，涉嫌綁架、殺害這位時年27歲女性的美國男子克倫特·克里斯滕森向法庭認罪。

北半球正進入事發后的第三個夏天，媒體仍展示著受害人生前的照片，罪行終結了她的青春，也刪去了她通往垂暮的可能。這邊是同胞的熱淚，那邊是嫌疑人的冷血。烈日在頭頂灼燒神經，更焦灼的是人們對正義的渴望：當初多盼望章瑩穎活著，如今就多想讓克里斯滕森死去。

截至2019年5月，美國已經有21個州廢除死刑，其中包括章瑩穎遇害的伊利諾伊州。然而針對一些特定罪行，美國聯邦政府可以不管州政府的法律，直接接手往“死”里告。

2018年1月，美國司法部批準聯邦法院以死刑起訴克里斯滕森，這是伊利諾伊州廢除死刑7年來的頭一遭。

然而，輿論期望的“死路一條”障礙重重——認罪、說出受害人遺體下落可能減刑；判死刑得陪審團全部同意；即使被判死刑，還有上訴的機會，時間成本巨大；死刑最終由聯邦法院執行，那里的監獄關著眾多“死刑犯”，等待被執行的隊伍長極了。

上世紀80年代，美國西雅圖曾出現一名連環殺手，連續殺害多名女性，拋尸綠河(Green River)。一直到2001年，借助最新的DNA技術，美國警方才將加里·里奇韋捉拿歸案。

“綠河殺手”的案卷堆成圖書館，警員成了警長，受害人家屬的痛苦被時光抻著，一頭在20年前，一頭在無窮遠處。所有人都在等著那個意味著一切的答案。

最初，里奇韋非常沉默。但他后來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殺害了49名婦女。

即使是死刑，在這個數字面前也顯得平凡渺小。然而里奇韋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保釋。許多受害人家屬無法接受這個結果。

事實上，從1974年開始，美國就認可了“辯訴交易”的合法性。即用免予起訴或減輕刑罰來換取被告的認罪答辯，節約司法資源——拿“綠河殺手”案來說，這是數十個家庭的悲劇，但只能停下來，不能再糾纏，還有更多罪行在等待正義的審判。

所以，當我看到克里斯滕森認罪的消息，心里不由得緊張起來。從目前公開的調查情況來看，他絕對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嫌疑人”，會想方設法地為自己脫罪。突然認罪，會不會意味著，辯訴交易已經完成了。更何況，警方并沒有找到受害人的遺體，而在一段克里斯滕森的自白錄音中，他表示自己是酒后施暴，這些都意味著，如果他不認罪，定罪會非常困難。

當然，也可以假設檢方沒有接受“條件”，那也要12名陪審團成員一致同意，才能判處死刑——案發地伊利諾伊州原本已經廢除死刑，克里斯滕森還被以死刑起訴，已經受到不少廢死人士的抗議。

我寫下這些文字，并不是要為克里斯滕森免除死刑尋找依據，只是我們要明白，兇手被判死刑并不是這起悲劇的唯一結局，如果懲罰不能如預期那樣到來，我們還怎么和憤怒共處？

如何看待死刑，并不反映人性優劣，只是道德、宗教、政治、法制觀念不同。法國作家、《悲慘世界》的作者雨果就是廢除死刑的支持者：“你們想用死刑教育別人什么？不要殺人。但你們怎么能在殺人的同時教育別人不要殺人呢？”

1976年2月初，8歲的小男孩菲利普在法國特洛瓦被人綁架殺害，兇手帕特里克·亨利點燃了法蘭西的怒火，時任內政部長和司法部長相繼在電視采訪中表示，支持判處死刑。一家媒體稱回收7.7萬份問卷，99%“支持死刑”。在當時，法國已經極少使用死刑，歐洲大陸的其他西方國家，大多已經廢除死刑。

沒有人愿意為兇手辯護，直到兩位資深律師站出來，“他不是惡魔，是個24歲的、有罪的年輕人。”其中，羅貝爾·巴丹德正在積極推動法國廢除死刑的進程。

得知大律師要為窮兇極惡的犯罪分子辯護，人們將無法消解的痛苦與憤怒擲向律師，巴丹德收到的恐嚇信要用大口袋裝，炸彈在他家公寓走廊爆炸。“不要為他辯護！”有人在監獄門前高喊，“這是可恥的！”小兒子問他：“你喜歡那些殺害小孩的兇手嗎？”

帕特里克·亨利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他保住了性命，卻失去了生活。”巴丹德在他的回憶錄《為什么要廢除死刑》中寫道。

1982年，在密特朗總統任上，法國廢除了死刑，時任司法部長正是羅貝爾·巴丹德。

韓國影片《素媛》的兇手原型、強奸并致8歲受害人終生殘疾的趙斗淳即將在2020年刑滿出獄。數十萬韓國民眾到青瓦臺請愿，希望他不被釋放。從2008年案發至今，人們的憤怒沒有平息。但司法機關只能依法作出裁決，不能被輿論左右。

假設，12名陪審團成員意見一致，克里斯滕森被美國聯邦法院判處死刑，他離死也依然遙遠。

首先，他可以向巡回法院乃至聯邦最高法院提起“直接上訴”。資金充裕或獲得支持（包括反死刑組織的支持）的情況下，被告人可以不斷更換律師。只要新律師認為原律師上訴的理由或證據有問題，就可以重新上訴。即便漫長的拉鋸戰結束，上訴被駁回，定罪和量刑都沒有爭議，被告人可以被稱作“死刑犯”了，還要進入“死刑復核”階段。死刑犯除了可以向原審法院院長遞交請愿申請復核，還可以向美國最高法院申請“調卷復核”，在復核也被通過的情況下，仍能啟動“人身保護令程序”繼續進行案件復核……

往往，這一套走完，十年甚至二十年就過去了。有人說這是司法體系的冗余和有錢人的游戲，我卻也想到了呼格吉勒圖。比起有罪者暫時沒死，更令人心痛的是無辜者永不歸來。

就像我們為無辜的章瑩穎而心痛。

我也是一個母親，單是想象她母親所經歷的一切，就已經難忍淚水。更何況，我們的感受比起受害人的家人，可能連最淺的表層都無法觸及。事實上，即使兇手“斬立決”，人群拍手稱快，大贊正義不缺席，然后轉身離去——那位母親還會停在原地，她最珍貴的東西丟了，留下的空格，什么也無法填補。

我很害怕那個結果，我怕它無法平息我們的怒火，反而添上遺憾和不平的柴。

燃燒就燃燒吧，那意味著，我們依然渴望正義、厭憎暴力，依然對他人正在承受的痛苦強烈不適。

所以，不必用極致的理性去熄滅那火種，就讓它屬于靈魂。但也不必用任何極端的情緒去處理那結果，就讓它歸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