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以寫生求寫實”被當時許多藝術家視為中國畫變革的關鍵路徑。一大批懷揣振興中國藝術理想與抱負的學子遠赴海外，系統學習西方寫實技法和造型語言，回國后又通過興辦教育推動寫生觀念與方法的傳播。提倡寫生和寫實，表面上是一場藝術語言與方法的變革，其實蘊含著進步藝術青年的文化理想——通過寫生構建大眾可以接受的藝術語匯，實現為大眾而藝術。

隨著抗戰爆發，藝術救國成為新的現實需要，寫生作為一種觀察時局、刻畫社會的方式得到大力發揚。藝術家打破靜態寫生方式，紛紛走上街頭、走進鄉村、走向戰地，掀起一股實景寫生、戰地寫生、旅行寫生的“動態寫生”熱潮，民間的疾苦、人民的心聲和民族自強之精神，在藝術家筆下與刻刀中得到生動呈現。特別是古元、江豐、胡一川等踐行新興木刻運動的藝術家，將現代寫生觀念在延安進一步激活，個人藝術理想與國家命運、民眾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寫生，在民族救亡中被賦予新的內涵——不僅促進藝術語言現代轉型，更滿足大眾審美需求，體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升華了藝術創作。這種新內涵，成為一種新的寫生傳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時代呼喚藝術家用新眼光、新形式表現歷史巨變、社會發展。寫生，不僅包含著深入生活等價值導向，更成為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美術家們的藝術自覺。一批批美術家或自發或組織起來，走出畫室，走向火熱的鄉村田野、交通要塞和建設工地，創作了一批基于寫生的佳作，洋溢出嶄新的時代氣息。此時的寫生，之于美術家是積累素材、激發靈感的重要基石。他們將寫生與創作相結合，重構人與自然、藝術與生活的關系，賦予藝術更加廣闊的表達空間——其作品既以飽含現代審美精神的形式有別于中國傳統美術面貌，更以頗具中國精神的文化厚度有了不同于西方現當代美術的精神品格和價值取向。

寫生隨時代發展不斷被注入新的內涵，既帶動藝術語言變革，更實現了藝術與現實、藝術與自然、藝術與社會的勾連，這是寫生的價值所在。在積極踐行“以人民為中心”創作觀的今天，寫生依然被重視，突顯人民性、時代性的佳作不斷涌現。同時，以拍照代替現場寫生、獵奇寫生、走馬觀花式寫生等現象依然存在。如何在寫生中培養寫意觀念，拓展中國藝術傳統在當下的表現手法和空間，使中國寫意精神在當代藝術創作中發揚光大，依然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深入探索的課題。

百年的發展變化昭示，寫生作為一種觀照方式、一種實現心眼手聯動的手段，不僅映照出火熱的現實，更映射出時代的藝術觀念和精神走向。創作者當以明亮、開放、包容、篤定的心態，審視其在文化觀照、審美理想等方面的意義，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