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中，有兩方清代端硯，因為石奇、工巧與身世傳奇，而為人稱道。7月16日，這兩件俗稱為“猴硯”“白硯”的鎮館之寶，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性時刻——何氏三硯世紀合璧。同有銘文款識為“何氏閑叟”的第三方硯“九暈太極硯”，由何氏后人何崇甘先生無償捐贈，入藏廣東省博物館。此次入藏，也為進一步厘清三硯的前世今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成就了三方寶硯輾轉一個世紀后的重聚。

三硯合璧的背后，有何傳奇故事？相關專家為何評價此次合璧是“2+1>3”？關于廣東三大名硯，此前有何坊間謬傳藉此機會被重新厘清？在“眾樂之樂——何崇甘捐贈九暈太極端硯展”開幕之際，羊城晚報記者獨家采訪了廣東省博物館相關專家。

文/羊城晚報記者 林清清

圖/受訪者供圖

壹

新聞直擊

何氏三硯世紀重聚

文房四寶硯為首，端硯身為四大名硯之首，廣東又有肇慶產地之利，廣東省博物館的端硯收藏，地位超然，是目前國內收藏古端硯數量最多的國有博物館。在省博諸多端硯收藏中，有兩方端硯，雖為晚清作品，但因為石奇、工巧，加上身世傳奇，而成為鎮館之寶，令人矚目。

這兩方“千金猴王硯”和“嵒華四象硯”，因獨特的石品花紋被俗稱為“猴硯”和“鶴硯”。兩方硯臺美石精工堪稱上乘，坊間多有名人收藏故事流傳，經歷眾說紛紜撲朔迷離，且何氏另藏有第三方寶硯的說法，坊間流傳已久，因此人們對其猜測種種、期待有加，是端硯關注者的不老話題。

7月16日，兩位鎮館之寶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性時刻——何氏三硯世紀合璧。同有銘文款識為“何氏閑叟”的第三方硯“九暈太極硯”，由何氏后人何崇甘先生無償捐贈，入藏廣東省博物館。此次入藏，也為進一步厘清三硯的前世今生提供了重要線索，成就了三方寶硯輾轉一個世紀后的重聚。

關于第三方硯的回歸，也富有故事性。據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阮華端介紹，何崇甘之父就是坊間所傳千金猴王硯和嵒華四象硯(俗稱猴硯、鶴硯)的硯主人“何蓬洲”，而這方“九暈太極硯”的銘文顯示硯主人也同為“禺山何氏閑叟”。

何崇甘先生曾在2013年前后參觀過廣東省博物館的“紫石凝英——端硯藝術展覽”，也聽聞了猴硯、鶴硯之外有“第三方硯”的說法，聯想到自己父母傳下來的九暈太極硯，揣測這方硯若是傳說中的“第三方硯”，那么它最好的歸宿就是回歸國家，回到博物館。

現場鑒定時，由于硯盒的底蓋數十年未曾開啟，木質緊縮變形已經難與硯石分離，為一睹硯背的真顏，著實費了一番工夫。這是一方長方淌池硯，底邊就石料隨形而作，硯面硯背石色紫藍并分布有天青、魚腦凍等石品花紋，硯邊飾有夔龍紋和朵云紋。硯側銘文：“水歸洞魚腦凍九暈太極硯 光緒壬辰禺山何氏閑叟珍藏 項信南刊”，銘文顯示此硯與館藏一級品千金猴王硯、嵒華四象硯有同一位硯主人“禺山何氏閑叟”，也同為項信南刻字。

三硯合璧的故事，從2018年1月13日正式開始，年過八十的何崇甘在其晚輩的陪同下，向館方表示愿意捐贈其家傳的九暈太極硯。以此硯為契機，廣東省博物館專家經歷一年多的考證，終于厘清“何氏三硯”的前世今生，并匡正了一些坊間謬傳。

阮華端館長對羊城晚報記者表示，猴硯、鶴硯入藏較早，在商承祚教授的努力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便得以入藏。九暈太極硯歷經抗日戰爭期間，一直跟隨何家后人轉徙于四會、澳門等地。此次何崇甘先生經與親屬商議，主動無償捐贈，“何氏三硯”經過一個世紀的輾轉，最終重聚于廣東省博物館，情懷難得可貴，同時也為厘清何氏三硯的歷史淵源，提供了學術研究方面的可貴資料。

貳

匡正謬傳

三硯再聚 重寫傳奇

硯主人“何氏閑叟”究竟何人？

商承祚先生曾有手記記載，相傳“該硯(千金猴王硯)原主何蓬洲，番禺人，為張之洞幕友，是主持開采端硯的主事人。”但經省博專家研究，何蓬洲生于1869年，在張之洞1884年出任兩廣總督，1889年8月頒令開采端溪老坑時，這期間何蓬洲年齡為15至20歲，個人背景未顯示與張之洞或主持硯務有關聯，更不可能自稱為“叟”。故何蓬洲并非“何氏閑叟”，亦非張之洞幕友，未主持開采過端石。

經專家組據何氏后人口述考證，千金猴王硯、嵒華四象硯、九暈太極硯的硯主人“何氏閑叟”應為“何天閑”，祖籍番禺大石。何天閑對此三方佳硯珍愛有加，在其去世前，已將三硯分別贈予子侄三人，猴硯贈予大兒子何翰屏，鶴硯贈予小兒子何孝碩，九暈太極硯贈予他喜愛的侄子何蓬洲。

多個名人故事加持的猴硯，真實身世為何？

關于猴硯的身世，此前一直有多種說法，其中不少有名人故事加持。

例如古陶瓷專家、廣東省博物館前保管部主任宋良璧在《收藏天地》(香港)1989年第7期的《千金猴王硯》一文中寫到：“抗日戰爭時期，何姓后代把猴王硯賣給了一古董商，后又轉到汪精衛之妻陳璧君之手。日本投降后為接收大員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后那位藏主把猴王硯賣給文物店鄧濤先生，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從鄧濤處買下此硯，后把該硯轉讓給廣東省文管會收藏。1959年廣東省博物館建立，從此，千金猴王硯就來到了廣東省博物館。”

古文獻版本學家、古錢幣學家、金石學家、廣東省博物館前副館長王貴忱在《王貴忱書法集》中《題猴王、松鶴二硯墨本》一文中寫到：“猴王、松鶴二硯，民初時嗣經陳融諸家遞藏，蕉葉白硯則不知所之云，后由商錫永、蔡語邨等先生做緣，由廣東省博物館出重值購藏。”

何氏后人何崇甘、何紹圻、張楴禎口述時則說道，猴硯和鶴硯在售賣給廣東省文管會或廣東省博物館之前并未離開何家，猴王硯是進入五十年代后經何翰屏的兒子何崇燡或兒媳之手，以高價賣給古董店時，被慧眼識珠的商承祚教授買下，后來轉讓給廣東省博物館。

阮華端認為，經省博專家根據現有資料深入研究梳理，認為何氏后人的說法更為可信。

叁

獨家對話

三硯重聚，為何“2+1>3”？

羊城晚報：考證三硯之間的歷史淵源與相互關系，工作中最難點是什么？此前關于三硯的不少坊間流傳故事，有傳奇名人故事，省博專家如何借此機會如何系統考證？

阮華端：民間和收藏界一直有“廣東三大名硯”的傳說，猴硯、鶴硯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入藏省博入藏，但第三方硯我們一直沒見到，坊間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所以此次做了詳細的考證。此前有些文史學者的記錄，也是根據坊間傳言記載，并非信史。

此次工作的難點，應該是相關史實的考證方面，猶如大海撈針。何氏家族的族譜也比較簡略，中間還有缺環，所以專家們走訪了多名何氏族親，與何氏后人口述核實，經過多方考證，前后歷時1年多，最后總算厘清了何氏閑叟與三方寶硯之間的關系。我認為，從目前的研究資料來看，九暈太極硯入藏不僅令“廣東三大名硯”得以重聚，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來看，更是理清了三方寶硯的來龍去脈和前世今生，其歷史文化價值得到了充分展示。

羊城晚報：九暈太極硯作為第三方硯的出現，為進一步厘清三硯的淵源與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省博專家還對此做了哪些系統研究？

焦大明：三方硯臺之間的互相印證，以及在何崇甘先生的幫助下，尋訪何氏后人，得到了很大幫助。我們也以此為契機，橫向研究了許多資料。

例如此前謬傳的硯主人“何氏閑叟”為何蓬洲，我們根據何氏后人口述，認為應為何天閑。何天閑得到猴硯后，應該是非常珍愛的，所以請來了探花李文田題字。李文田提的橫幅非常有意思，兩幅橫幅幾乎一模一樣，唯一差別就在鈐印不一樣。我們文保中心的同事結論是，當時應該是李文田寫了一幅，裝裱的時候將紙張分層，再補墨、補印。兩個橫幅是不同時段來到廣東省博物館的，這一件是上世紀60年代跟著譚惠英的鶴硯一起來到廣東省博物館的，而這一件是第二年4月份從廣州畫院以2.7元買來的。從墨跡的凸凹感立體感來判斷，廣州畫院的這張應該是上面的原件，應與猴硯同為一套。

我們現在知道何蓬洲不是張之洞的幕僚，沒有主持開采，那么誰是當時真正的硯務官？現在也考證出來了。端硯老坑歷代為官府管理，我們查證到相關文獻，1889年張之洞頒令開采老坑時，任命了廣東通判邱啟壽主持硯務。現在在上海博物館還藏了這樣一件端硯，硯主人就是邱啟壽。我們在銘文中可以看到，1891年時邱啟壽還在肇慶任職硯務官。在省博的古籍庫中，也有一本道光年間的《端溪硯史》，其中有記載1890年的時候，邱啟壽還在做這個硯務官。

羊城晚報：此次三硯合璧，對于現代人賞硯識硯有無積極意義？省博的端硯收藏，一直以藏品豐富與專業權威為人稱道，未來會否有更多的系統研究開發？

阮華端：此次三硯合璧，除了厘清“何氏三硯”的前世今生的歷史性意義外，我們還將進行針對性后續研究和開發。要充分挖掘三方寶硯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內涵，講好其中的故事。目前，我們已經將三方寶硯做了3D掃描和拓片，這樣不僅看得十分清晰，還能在不同介質如大屏幕上播放，傳播得更快更廣，讓更多人欣賞。

其實在文人雅玩的傳承上，硯拓也是賞硯的其中一種方式。硯拓本身也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當代書法大家啟功就喜歡拓硯，所拓名硯據說有數十方之多。上世紀90年代初，我省就有硯臺鑒定專家曾收藏了猴硯鶴硯的拓片，請王貴忱題跋，這就是一種文人雅玩的交流與欣賞過程。所以硯臺拓片，可以裝裱后供平時欣賞，也可以作為今后一個文創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