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宋振遠、蔡馨逸、李浩

在陜西省延安市志丹縣的保安革命舊址，一張毛澤東的照片掛在他曾住過的窯洞里，吸引了參觀者駐足停留。照片中，毛澤東頭戴八角帽，頭微微側向左邊，劍眉微皺，神態儒雅。這是毛澤東所有照片中發行量最大的一張，它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80多年前，紅軍剛在延安落腳，斯諾為了探究中國革命的真相，冒險進入陜北蘇區。他見到了一批為革命理想奮斗的中國共產黨人，創作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紀實文學作品《紅星照耀中國》。

1928年，斯諾作為記者來到中國，遍訪30多個城市，看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和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捕殺，也看到工人、農民、學生冒死加入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么樣的人？”“是什么樣的希望，什么樣的目標，什么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頑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的呢？”等疑問在斯諾的頭腦里揮之不去。

然而，當時的蘇區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下與世隔絕。1936年，由于時局變化，斯諾終于等到一個進入陜北蘇區的機會。懷著“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心情，他在一個午夜登上了前往“紅色中國”的火車。

一進入“紅色中國”，斯諾就獲得了周恩來“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的承諾。4個月的采訪，他不但解開了心中的疑問、獲得了一手材料，更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東方魔力”，并斷定這是古老中國的“興國之光”。

到達蘇區之前，斯諾也曾受到“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傳言的影響。但在陜北，他聽到當地的老百姓把紅軍稱為“我們的軍隊”，看到路過野杏林時，紅軍戰士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口袋，可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碰里面的果子。

他發現紅軍是真正的“全國性”，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卻不影響團結；他們大部分是青年農民和工人，認為自己是為了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斗；盡管身上傷痕累累，他們對于革命依然充滿樂觀。

在當時陜北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今志丹縣)，斯諾見到了毛澤東，聽他親口回答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抗日戰爭、紅軍和國民黨軍隊合作等問題，并介紹自己的身世。

作為第一個采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斯諾在書中這樣描述：“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

在西征的戰場上，斯諾向戰士詳細了解長征的情況。當指戰員向他講述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時，他聽得入迷。他將長征稱為“軍事史上的偉大業績之一”“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

斯諾還見證了蘇區的蓬勃發展：“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余地。”

1936年10月，斯諾結束訪問回到北平家中，立即奮筆疾書。

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銷量超過10萬冊。一年后，它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考慮到要在敵占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如今，這本書被翻譯成了德、法、俄、日等20多種語言向全世界發行。

志丹縣委黨校副校長樊建玲說，《紅星照耀中國》之所以能風靡全球，是因為斯諾用記者的目光，客觀真實地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勞動人民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

在這本書的影響下，一批批愛國青年和外國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書信中告訴友人：“要問我為什么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讀后你們必將與我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