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紀念孔子誕辰25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舉行。2570年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發展，他的教育思想影響更是深遠，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從中汲取教育思想精華，運用到學習、生活之中。以往我們常常關注的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教”，本期講壇陳來教授從“學”入手，講述孔子的教育理念。這是陳來教授近期在平潭兩岸國學中心上的演講，現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今天講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兩個特點：一是，我們談的孔子的教育思想，統稱為孔子的教育理念，就是在孔子的具體教育方法和教育觀念之上，找到他教育思想里比較根本性的東西。二是，以往我們更多的是從“教”的角度關注孔子的教育思想，比如孔子的“有教無類”，就是不分對象來接受愿意受教育的人；具體的解釋，就是孔子主張不分社會背景、不分家庭出身，不管貧富，只要愿意學習，孔子都接受。還有，比如《論語·述而》中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說的是孔子教學生的內容。這些都是從“教”的角度，來理解孔子的思想。

基于這兩點，今天我們從“學”的角度入手，來看孔子思想中那些重要的理念及其意義。

好學

以往，大家容易忽略孔子“好學”這一觀念，也并沒有把這一概念看作是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石。由于我是學哲學出身，所以大約20多年前我在講先秦儒學史的時候，就想到這一觀念的重要性。為什么呢？我們知道，西方哲學起源于希臘，那么希臘哲學家如何理解“哲學”這一概念呢？他們認為，哲學就是愛智，愛智就是哲學的本質。以愛智為中心的西方哲學傳統，對后來西方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上世紀初，中國很多從事中西文化比較的學者就嘗試找到一些概念，來與西方的學術傳統作對比。比如，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哲學及其文化傳統中能不能找到一個概念來與西方的哲學傳統———愛智作對比？有學者就表示，如果從儒家思想中找的話，儒家應該是“明德”，這應該說是一個有益的探索。如果從儒家的傳統來講，儒家之后的兩千多年的沿襲傳承，將其概括為“明德”也是言之成理的，對此深有啟發。

我在講課的時候發現，“愛智”這一概念，如果從詞的組成來講，愛就是喜好；智是智慧，是與教育、學習有關系的。那么，在中國哲學中有沒有與此相接近的概念呢？于是，我想到了孔子思想中常用的一個觀念———好學，這個“學”就更直接地與教育、學習相關了。因此，我就對“好學”這一觀念給予了關注。關注的結果就是我認為，“好學”這一觀念絕對不是孔子思想中一個普通的概念，甚至可以說，“好學”是孔子整個思想里面具有核心意義的一個基礎概念，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基礎。

因此，從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來看待“好學”的意義，首先要明確這一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孔子特別強調道德教育、道德培養和道德實踐，可以說這是儒家思想的一個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本質。孔子出生于春秋末期，這一時代的最重視的核心價值是忠和信，這兩個字應該說代表了春秋時代這個宗法封建社會對人們的道德要求。但是孔子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丘指孔丘，孔子的自稱。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只有10戶人家的地方，也一定能找到像我這樣講忠信的人，但一定找不到像我這么好學的人。孔子的意思即是說，在當時的社會，能夠擁有忠信美德的人并不少見，而好學的人非常罕見。他拿自己舉了一個例子，在孔子看來，好學是比忠信更難得的一種品質、德行。當然，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最高的美德是仁，我們不能說“好學”比仁更難得，但很明顯，“好學”是一種難得的品質，這是孔子的一種看法。如果把“好學”也作為一個德行來講，比起忠信之德，好學之德指向的是不同的方面。忠信應該指的是社會倫理層面，標志著人的美德德行；而“好學”應該主要面向的是一種教育活動。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把“學”和“好學”的觀念作為進入孔子教育思想的第一個階梯和門檻。

舉幾個“好學”的例子。在《論語》中，有兩次對話，第一次是孔子與魯國的國君魯哀公的對話，魯哀公問孔子：“你的學生中誰是最好學的呢？”孔子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回答說：“有一個叫顏回的學生好學，他從不遷怒于別人，也從不重犯同樣的過錯。不幸短命死了。現在沒有那樣的人了，沒有聽說誰是好學的。”按照孔子的說法，直到他跟魯哀公對話那個時代，除了顏回以外，他教過的學生再沒有第二個好學的了，這也是非常罕見的。他對顏回的評價非常高，就體現在顏回的好學。

還有一個對話，是季康子問孔子，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他也問孔子這個問題，說“弟子孰為好學？”孔子的回答與回答魯哀公的一樣，說：“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這兩個例子說明，一是孔子對顏回好學的優點的稱贊是一貫的；二是體現了孔子在教育方面對好學是非常重視的。

從以上例子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孔子對“好學”的高度重視，也體現出了他教育思想中的另一面。這也是我們不采取從“教”的角度進入探討孔子的教育思想，而是從“學”的角度切入的原因。

如果說，我們從“好學”觀念入手，證明孔子對“學”作為教育的高度重視，那我們再來看《論語》的第一篇第一句話就更容易理解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是孔子的弟子所編，可是為什么他開篇不講其他內容，單單把這句話編在了第一篇的第一句呢？我想應該有些學生對孔子重視學的思想有著深切的體會，故而把這一句放在開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從這個角度讀論語，那么很多篇章都可以重新做一些解釋，強調學對孔子的意義，強調孔子重視學的意義。

比如，剛才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耳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找不到像“我”這么好學的人了，這是孔子的自我刻畫。另外，孔子還講過“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學術生命歷程所做的總結。

如果我們重新從重視學的角度來講個人學術生命成長的話，而“志于學”就包含了好學的意思。志，可以說也包含了好學之志。因此，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等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孔子志于學的結果，都是跟他的“學”聯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說，從第二句開始都是在講他自己好學，學在不同階段所達到的一種結果和狀態。于是，可以說，好學、志學是孔子思想發生學的一個起點，也是他學術生命的邏輯起點，還是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石。因此可以說，好學、志學在孔子思想里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講到孔子把好學看成一種美德、一種德行。如果研究倫理學的學者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講美德的話，智、仁、勇（《中庸》稱之為“三達德”）不就是孔子所重視的嗎？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不是可以說好學不是孔子所重視的美德呢？

其實，美德有不同的種類。比如，借用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論體系，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理智的，一類是倫理的。倫理的德性指的可以是智、仁、勇。因此不能說只把倫理的德性看成是美德，還有理智的德性也應該受到關注。當然，這兩種美德的生成與培養可能是不一樣的。亞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論給我們一個啟示：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美德，不能只看那些倫理方面的，還要看倫理美德之外還提供了什么美德。

所以，這對于我們理解孔子的“好學”是不是一種美德也是一個啟發，那就是美德不是單一的，它可以是跟教育有關系的其他類型的美德。

最后再舉一例來看孔子對“好學”的強調，就是孔子對“六言六弊”的論述。《論語·陽貨篇》講：“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由是仲由、子路，孔子問仲由，你有沒有聽到過“六言六弊”？子路說沒有。接著孔子又說：“‘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這幾句講了仁、智、信、直、勇、剛六個道德德行和好學的關系，對我們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怎么把好學、怎么看待好學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很有幫助的。

而孔子講的這六種德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可以歸結為倫理德性這一類。我們也認為，儒家思想最重視道德觀念、道德品質和道德實踐，可是孔子在講到這六種重要道德德行的同時，似乎把它們放到了一邊，而用一個“好學”來補充，來強調好學的重要性，應該說這在孔子思想中也是很少見的。

從這幾句話中，我們得知，信本來是個好德行，但孔子卻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賊”的意思是說容易被人利用。“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就是說一個直率的人如果不好學的話，它的弊病就是容易傷害別人。“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勇敢的人如果不好學，就會作亂闖禍。“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剛強不學法度，就會膽大妄為。因此，孔子在這里著重強調“好學”，而且每一個道德德性都需要跟它形成一個互補關系，所以“好學”在孔子整個思想體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仁、智、信、直、勇、剛這些重要的德行的形成和發揮作用，都不能離開好學，不能離開好學的德行和實踐。如果不是和好學德行結合在一起、不是與好學的實踐結合在一起，那么這些德行發生的作用就是偏而不正。因此，“好學”的重要性在孔子思想體系中就突顯出來了，而“好學”明顯指向學習和教育的過程。這樣一來，好學在孔子思想里的重要性就表現出來了，而好學我們說它明顯它是指向學習和教育的過程。

因此，孔子講的“好學”，首先是著眼于教育。同時，他也重視教育，這對整個人生以及個人的德行實踐都起著一種積極的重要的作用。所以，孔子對子路說的這六方面的美德不是偶然的，是與好學之德的關系作了明確闡述，表達了孔子對德行和學習、倫理和理智這種整體的平衡的了解，因而每一項道德德性，必須要跟“好學”這個德行結合起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思想體系里對好學的確是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好學”變成一個孤立的思想。因為在孔子的思想里“好學”在它整個結構里也不是一個獨立自足的，也要和其他的思想、美德結合起來。但是有一條，如果只講好仁好信，孔子就不成其為孔子了；孔子之成為孔子，必須是強調“好學”的。只有“好學”這一概念的提出，才能夠體現作為一個教育家的孔子。

學道

孔子特別重視好學，也是他很推崇的一種德行美德。那么，按照孔子的思想，這種美德應該體現于人一生無休止的學習過程。孔子既然是提倡好學的，又是好學的典范，那么不禁要問，他所說的好學，學的內容是什么？宋代的儒者就明確提出了孔子所好何學的問題。

宋代思想家程頤，在太學里做了一篇答卷，題目就是《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就是顏回，孔子不是講顏回好學嗎？好的是什么學呢？這就是顏子所好何學的問題。北宋時期，新儒學的興起，起源于一個提問，這個提問就與好學有關。那么，到底好學的內涵是什么？顏子好學，好的什么學？為什么說圣人之徒三千，只有顏回一個人好學？圣門能夠通曉詩書六藝的人應該不少，為什么單稱顏回好學呢？

根據《周禮》和《禮記》，詩書六藝在孔子之前的時代，已經是當時貴族教育的基本內容了。《史記》上更是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在孔子的時代，就已經把以前貴族教育內容即詩書六藝擴大為有教無類的一切對象，把教育變成對一切人的教育，使得詩書六藝成為孔門教育的一般性內容。

我們看孔子的教育內容——把詩書六藝分開來看，六藝指的是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在春秋時代屬于貴族教育的內容；到了漢初，概念上把六經的學習也稱為六藝。于是，孔子思想和他所主張的教育實踐里有兩個六藝：一個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一個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藝。為了不混淆，我們還把后者稱為六經。那么，六藝和六經在孔門的教育里應該都是所學的內容。二者相比較，六藝更多的是作為技術層面所進行的學習和教育；六經應該是作為經典的學習和教育。所以，二者的地位是不能用量來計算的，不能說哪個課程用的時間多少。因此，好學的對象應該包含這兩部分內容，也就是說孔子對這兩方面的教育都很重視。但比較而言，孔子對于以六經經典為核心的教育應該說更加重視，因為六經不僅是人文教養，而且是文化傳承。所以六藝與六經應該說在所好何學“學”的范圍里是不一樣的。

雖然六經的學習在性質上可能更加重要，但是六藝與六經在孔子的教育領域里更多地屬于知識教育的范圍。當然，對六經的學習可以有超出這個知識范圍的另外意義。而對六經、六藝的知識教育也并不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全部，因為《論語》中的內容大多還是在詩書六藝之外。如果從“教”的角度看，孔子對六藝六經的知識性學習教育，應該體現在《論語》中的“四教”——文、行、忠、信四個方面。后人還把孔子的教育表現為“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文就相當于文學，忠信就是德行。《論語》中還有一些屬于言語和政事方面。因此，以“四教”“四科”的說法來表述空門弟子的學習內容要更加全面一些。

作為技術的六藝是一個基礎課程，作為經典的六經學習是一種專業課程，但是“四教”“四科”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教育理念和實踐，更完全更完整。特別要指出的是，在“四科”中把德行放在首位，說明孔子還是把德行教育作為整個教育體系的核心。因而，從“四教”和“四科”結合起來看，孔子思想以前以六藝為主的教育已經擴大到全民，而他的教學實踐也體現了他的教育理念，也已經超出了經典教育理念的范圍。也就是說，孔子的教育理念成為以人文知識為基礎，把教育要發展為一種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

今天在講教育的時候，特別重視通識教育理念，就是以人文知識為基礎的一種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這一點其實早在孔子的門下就已經體現出來了。所以，今天我們講孔子的教育理念，應該說不僅僅是以六藝為中心的技術教育，也不僅僅是傳承六經的經典學習，它已經是一個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

因此，在《論語》中，孔子的教育理念最重要的就是成為什么樣人格的人。這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沒有出現過，在這樣的基礎上，孔子提出了以君子的理念為核心的教育。這也是我們今天講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這樣的一種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在孔子時代特別是以君子的理念為核心，就體現了所好何學。所好何學，首先就是君子之學。這是孔子思想在學習、教育、理念這方面凸顯的一個突出的特色，而君子之學，應該是《論語》中特別重要、能夠體現孔子思想的教育的理念。

圣人可學

宋代以后的教育實踐、教育理念提出“圣人可學”這一問題，從根源上講，包含了古典教育內在的一個發問。

從“教”的角度，有很多知識是可以教的，包括數學的知識、地理的知識等，就是關于事實的知識是可以教的。除了事實的知識，那么人的德行的知識、人格的知識能不能教呢？這是一個古典教育內在的問題。

希臘思想家、教育家柏拉圖在他的《米諾篇》中通過蘇格拉底和米諾的對話，他提了一個問題，說美德能教嗎？這也是個教育的問題。柏拉圖是個教育家，說美德非常重要，但是美德能教嗎？這包含兩個問題：一個是老師能不能把美德教給學生；另一個是學生能不能從老師的所教中學到美德，這就是古典教育的內在發問。按照柏拉圖的敘述，蘇格拉底開始對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他不知道美德能不能教給別人，但是后來他有了明確的結論就是美德不可教。

如果這個來問孔子和儒家，我們會得到什么樣的答案呢？當然這很難簡單地給出一個答案。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雖然不能簡單地說美德可教，但在儒家思想里可以明確找到美德可學的明確答案。從這個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儒家和孔子對這個問題在教育學上的一種回應：就是美德可不可以通過一個教育的過程來獲得？提問者當然是從“教”的角度來講，孔子是從“學”的角度來回應。

圣人可學，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明確表達出來了。其實，在先秦時期已經有包含這種思想的敘述，但是明確的回答還是北宋時期的周敦頤。他在《通書》中所說：“圣可學乎？”圣人是美德的集中體現。“曰：‘可。’”明確的回答說可以。周敦頤的學生程頤，也設問：“圣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問題是相同的，回答也是明確的：圣人可以學。所謂“圣人可學”，其實說的是圣人之德可學，圣人所體現的美德是可學的，不僅圣人的美德可學，而且人可以通過學習圣人之德，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圣人。

那么，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提的問題即是說“德可教乎”，中國的儒家更傾向于用“圣可學乎”來表達儒家的問題意識。儒家通過圣人可學的觀念，肯定了美德可學。當然教和學是不一樣的，但它們還都屬于教育的范疇。

如果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問題轉化為美德可以通過教育獲得，那么儒家講的對于德可學、圣可學的肯定，應該說肯定了教育跟德性的這種聯系，主張德性不管是倫理德性，還是理智德性，都可以通過學來獲得。

這是宋代儒學里非常明確的回答。其實，宋以前已經有了這樣的理念，比如荀子，荀子《勸學》中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其數”是講課程的階段，其義就是講教育的目標，教育的目標就是“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教育的目標包含了把人通過學習來達到圣人作為教育的最終目標，這也是肯定圣人是可學的。當然，古代并沒有在達到圣人的目標之前把這個學和教的具體過程做具體的表達，但是通過學習達到圣人的目標是肯定的，而且這個目標從儒家角度講，美德可學，能夠學到和獲得，不是僅僅通過教來達到，而是通過教和學的連續的整體過程來達到，并且特別強調其中學的概念。這是關于圣可學的概念跟古典教育的關系。

成人之道

關于君子之學的教育，所好何學應該歸結為君子之學。

在君子人格和德行方面，作為儒家“學”的目標，除了是君子作為儒家的人格典范以外，也包括圣人所體現的完整人格。

首先就是仁。仁，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一個中心觀念。后來儒家對于《論語》的解釋，這個“仁”是人的全德，就是包含仁義禮智的仁，不是某一個方面的德行，是代表了一個整體的品質，這也是廣義的“仁”；而狹義的“仁”是跟仁義禮智相區別的。儒家的教育理念，最終是要注意培養一個全德的人。

古代的禮數，有一個“成人”的觀念。古禮中的“成人”指的是成年的男子，而孔子則將“成人”的觀念轉變為完備人格的概念。一個人成長到具有完整的形體能力、完備的人格，就是具有知、不欲、勇、禮、樂、義等多方面的德行。孔子把它叫做“成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的人是成人。所以，成人的觀念在孔子這里作了積極的轉化，變成了完備的人格。在《管子》中也講“既仁且智，是謂成人。”成人的觀念，在中國思想發展中就從一個生理的意義上的成人變成了一個人格和德行意義上的成人。荀子后來也說過，說有德操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才是成人。所以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培養這樣的成人。到了北宋，理學家邵雍就把具有全德的人叫作“全人”。

因此，儒家所理想的教育，是要服務于一個人精神的全體的全方面的成長，而不是要把人培養成一個具有專一的單一的技能的人。

在孔子以前，還沒有人建立起這樣一種成人、全人的理念，到了孔子以及后來的儒家才建立起這樣的一個全人教育的理念。

所以，儒家的教育理念，是以好學觀念為基礎，重視經典的人文教養，以君子的榜樣為學習模范，以圣人人格的整全性為教育的培養目標，強調成人或者全人的教育理念，特別是突出學和自我的主動性。在教育過程里，始終著眼在把人變成全面發展的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