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內閣府發表7~9月GDP統計，顯示名義GDP年化增長率為1.2%，高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的0.9%，也高于日本民間機構的預測均值(1.0%)。

自安倍晉三執政以來，圍繞“安倍經濟學”的成敗，外界輿論始終褒貶不一，且批評多于肯定。究其原因是“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政策并未同時點火，而是過度依賴金融政策。金融政策的目標是通脹率要達2%。在日本個人消費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內需未點燃，消費物價很難有起色。

外界的質疑并非沒有道理，但今天我們再審視“安倍經濟學”，也應該看到其中所存在的可圈可點之處。

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執政時，閣僚就曾給他總結了舊“安倍經濟學”。其重點是模仿“里根經濟學”搞“保守主義改革”。但遺憾的是，當時的安倍執政不到一年，經濟政策效果平平，“保守主義改革”也只剩下“保守”了。

二次執政后，安倍總結教訓，調兵遣將，先做組織安排，確保政策到位。如抽調亞開行總裁黑田東彥任央行行長，推行異次元量化寬松。黑田上任后不折不扣地落實大膽的金融政策，搞“直升機撒錢”“火箭炮轟城”式的量寬政策，最高時每年購買80萬億日元國債，外加股票基金，全力釋放基礎貨幣總量。推行負利率政策，用金融政策壓制日元匯率，促進日元貶值。從2013年4月到2015年5月，日元對美元貶值約37%，這一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日企恢復出口，賬面業績得到改善，市場信心提振，股價回升。自2012年12月至2019年11月22日，日經股指上升147%。股價上漲帶動企業增加設備投資，多雇員工，普漲工資，推動個人消費，支撐景氣復蘇。

除上述三大支柱外，“安倍經濟學”還采取了很多細微型政策來改善經濟增長環境和市場心理。如給法人企業減稅，法人稅率從38.5%降至27%，個別善于資本運營、股權重組的企業實質稅率甚至降至個位數。與此同時，為刺激企業恢復經營活力，日本政府還給各類企業降低“交際成本”。如大企業交際費(接待飲食費)的一半免稅，中小企業交際費全額免稅，刺激企業動起來，積極經營。這不僅拉升了股價，也促進東京等大城市擴建，發展高檔餐飲、娛樂設施，刺激需求。安倍本人也利用各種場合宣傳日本美食，提升日本料理文化軟實力。

積極申辦東京奧運會、橄欖球世界杯以及大阪世博會，推進相關投資，吸引民間資本拉動城市改造。

針對少子高齡化的人口結構，日本政府提出“人生百年時代”，推出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承諾到70歲仍有工作機會，促進老人、婦女就業，允許外國人就職，以解決人手不足、供給受制約的問題。推進“勞動方式革命”，利用互聯網技術，鼓勵居家工作、移動工作、彈性上班;針對社會多樣化需求，多樣化人生，鼓勵、默認個人搞副業，從事第二職業。針對社會保障體制限制、財源不足，以及人口減少導致的空屋、空地、遺產無人繼承等問題，改革稅制，鼓勵個人投資住宅、股票、基金等資產，用資產增值，保障老而無憂。

推進生產率革命。在勞動力人口每年減少1%的嚴酷現實下，維護潛在增長率，就必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盡管其“造人計劃”、幼兒教育免費計劃等未取得顯著效果，但政策方向還是讓日本人看到了希望。這些政策也豐富了“安倍經濟學”。

在世界經濟與貿易整體不景氣背景下，“安倍經濟學”今后或將面臨更多嚴峻考驗。量寬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是否會對日本經濟的未來產生不利影響，也有待進一步觀察。不過，認真審視這個從一開始就面對眾多懷疑之聲的“安倍經濟學”，其適應日本國情和時代特點，激發民間活力的做法還是值得借鑒的。(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