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晟（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這個星球上，沒有哪個地區比大洋洲更契合海洋史研究的旨趣。浩瀚的太平洋占地球海洋總面積近一半，大洋洲則是其空間之主體。20世紀80年代初，澳大利亞知名民族主義史學家杰弗里·布萊尼提出一個經典論斷，叫“距離的暴虐”。他認為，包括澳大利亞在內，大洋洲每個國家其實都是島嶼，這里的歷史進程因為地理上的汪洋孤絕而與眾不同。布萊尼的判斷具有洞見性的一面，因為他意識到，地球上許多人群的歷史更多受到遠洋而非內陸因素影響。然而這個論斷也失于偏頗，因為他忽略了從馬林諾夫斯基、薩林斯到豪歐法等人類學家的反復提示，即大洋洲的航海民族并不視汪洋為天塹而恰恰是通途。自有人類活動開始，大洋洲內部就逐步形成了跨海交流的網絡，而在近代“太平洋世界”的成長過程中，大洋洲亦通過海洋與更廣闊的外部世界連為整體。毋庸置疑，大洋洲史研究離不開對海洋環境與文化的重視，反之它也為海洋史研究提供了新穎豐富的議題，成為太平洋史研究跨越有形地理邊界、文化藩籬以及學科門戶的試驗區。

一

從西方航海家闖入大洋洲起，及至太平洋戰爭結束，基于陸地視角的取向一直主導著大洋洲史的撰述：以羅塞爾·瓦德的《澳大利亞的傳奇》為代表，澳大利亞學界熱衷于從荒野邊疆的拓殖中尋找和建構國族認同，而大洋洲島民則普遍被視為沒有歷史的人群，不足為道。與之對應的現實是，從殖民瓜分到一戰后所謂的“委任統治”，再到二戰后的“托管制”，大洋洲島嶼社會的歷史自主性與整體聯系性從未得到尊重。20世紀60年代，有意將澳大利亞與周圍群島納入同一單元加以考察的大洋洲史研究寥寥無幾，值得一提的僅有美國權威澳大利亞史專家格拉坦的部分政治史論著。

至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環境史及全球史的興起為大洋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新的研究不僅嘗試超越傳統民族國家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也激勵學界對歷史參與主體多樣化的認識，更增進了學者對作為一個自然地理而非行政地理單元的大洋洲的思考。原住民、少數族裔移民乃至自然環境都成為學界關注的新對象，海洋要素與向海而生的人群開始受到重視。有關大洋洲的定義甚至出現了廣義與狹義之分，如保羅·達希等本土學者提出，狹義的大洋洲主要是指完全受海洋環境主導的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及波利尼西亞（含新西蘭）等群島，以此強調大洋洲的海洋文明特性。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變化并不意味著學界可以擯棄傳統的國別與區域史研究范式。只是它提醒新一代學人，若要深入理解包括大洋洲在內的世界史傳統敘事的邊緣地帶，尤其需要采用海洋史等研究新視角。對此，湯加學者豪歐法的觀點犀利，引發共鳴。首先，他強調大洋洲不是“海洋中的島嶼”，而應是“島嶼的海洋”。西方列強將大洋洲群島劃分為十數塊殖民地并以此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根本是強行臆造。國際社會再以領土與人口為標準去衡量島國，必然導致島民的自卑與絕望。其次，他揭示了海洋文化具有包容性與敬畏自然的價值觀。大洋洲島民之間的聯系，不僅具有天然的去邊界化特性，而且依賴于海洋知識與海洋文化之積淀。神秘的汪洋對人類行為的限制是所有自然力都難以比擬的，但人們也可以利用流動的海水抵達無垠的新世界?？傊?，研究大洋洲史應該圍繞海洋元素展開，再細致的案例考察，都需要胸懷宏大的世界觀與整體的歷史觀。

二

大洋洲海洋史研究的發展總體呈現出兩大引人關注的特點。首先是引領全球海洋史研究的制度化建設。1979年，受訓于萊頓大學的澳大利亞史學家布魯澤與同仁，發起成立了澳大利亞海洋史學會并創辦會刊《大洋圈》。布魯澤明確提出海洋史研究的主題應該是人與海洋的關系，具體包括海洋及海地資源開發、航海、海權、海上科學探索、海洋休閑、海洋文化及意識形態，贏得廣泛認同。以此為基礎，大洋洲學者積極推動國際學術共同體建設，爭取國際話語權，比如澳大利亞海洋史學會開放接納國際會員，《大洋圈》也從不將征稿主題局限于大洋洲區域內。1989年，國際海洋經濟史學會就以《大洋圈》為樣板，創辦了當今業內最權威的專業期刊之一《國際海洋史》。此外，與北美學者吉利斯等重視沿海海洋史不同，大洋洲海洋史學家強調與遠洋相關的海洋史，尤其是太平洋沿岸與大洋深處的歷史聯系。不過從總體上看，專門史意義上的大洋洲海洋史研究，依然深受大西洋世界海洋史研究傳統的規訓，關注的具體議題多為海上探險、貿易、海軍史、船舶史、捕鯨與漁業、海盜、海洋法、港口等，主流敘事線索依然是西方勢力如何發現并開發澳大利亞與大洋洲島嶼。這固然有跨國史與整體史的自覺，但缺乏對西方中心的超越。

其次，以前述研究為基礎，大洋洲海洋史研究開始積極整合全球環境史研究成果。在20世紀70年代以降勃興的環境史研究中，海洋是公認的短板。但環境史研究與生俱來的跨國性與跨學科性要求，促使這一短板被不斷補齊，大洋洲研究“一馬當先”。受到“哥倫布大交換”理論的啟發，麥克尼爾等學者提出了“庫克大交換”的概念，即認為跨太平洋的物種交流同樣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而以格羅夫為代表的大洋洲本土學者提出“綠色帝國主義”與“全球南方”的議題，強調南半球不同區域間跨海的有機聯系，通過發掘近代熱帶海島的殖民開發史，提出環境史的非西方起源及海洋環境的歷史影響等問題。美國學者庫什曼與大洋洲學者格里菲斯則通過把“厄爾尼諾—南方濤動”等海洋氣候科學問題引入通史與專題史研究，不僅強化了對大洋洲不同區域歷史性聯系的認識，甚至將海洋史研究的空間推向極地。

上述成果的積累又催生兩個變化：其一，《劍橋太平洋島民史》《牛津英帝國環境史》等新問世的權威地區史研究，開始自覺重視海洋環境要素，包括從島民與海洋的互動中發掘其歷史特色。而在有關鳥糞石與鯨魚等海洋資源開發的新全球環境史專題研究中，大洋洲及太平洋都不再是邊緣而是居于核心地位。其二，畢以迪與摩根等大洋洲的新生代學者以近代大洋洲海上網絡的發展為線索，提出了“生態-文化”網絡的概念。畢以迪等認為，近代太平洋世界得以形成的關鍵，在于生態與文化要素的自由流通。此處的生態交流，不僅包含各種具體的自然環境要素流動，更包括移民群體在內的生態體系整體的遷移與再造；此處的文化交流，也不只包括意識形態等思想性與知識性要素的傳播，更包括政治、經濟與環境改造活動。這些交流都依托海上交通進行，不僅將大洋洲各地納入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還將它與包括印度洋在內的整個海洋世界相聯系。

相較于印度洋與大西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太平洋世界的歷史還非常短暫，而作為太平洋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洋洲歷史的研究已經表明，即便看似孤立的、破碎的陸地之間其實一直存在著聯系。它肇始于航海民族與汪洋環境的相得益彰，加速發展于近現代太平洋沿岸文明與域外勢力的碰撞與交融。發掘海洋因素在該地區整體歷史進程中的影響，是深入發掘大洋洲歷史特色并理解該地居民復雜命運的重要途徑。而海洋史研究在浩瀚的大洋洲也找到了發展壯大的理論與現實基礎，越來越多的有志學人開始探問人類與海洋尤其是深藍水域的歷史淵源。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2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