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羅馬共和

因為土地。

《迦太基廢墟中的馬略》，1807，約翰·范德林，布面油畫，縱221厘米，橫174厘米，現藏舊金山美術博物館，描繪羅馬“內戰時期”，軍事巨頭馬略被蘇拉趕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個半世紀的海外征服，羅馬的權貴們將巨量的奴隸和財寶帶回本土，產生了大規模的“奴隸大莊園農業”。“大莊園”的效率技術遠超小農，以致大批小農破產，并將土地賣給權貴富豪，加劇了土地兼并。羅馬平民，漸漸成了羅馬貧民，最終成了羅馬流民。

羅馬政治沒有調節土地兼并的能力。羅馬本有一條將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貴族與平民間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從未被執行過。凡是想執行的人都會被刺殺，如格拉古兄弟。因為，在王權、貴族、平民三種力量中，最強大的還是貴族。從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間，羅馬共和國的200名執政官出自58個貴族世家。這種可以“造王”的世襲貴族，在中國稱之為“門閥”。能對抗“門閥”的只有“軍閥”。因為只有軍閥能夠從對外戰爭中拿到土地，也只有軍閥能強迫元老院給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羅馬流民最終投奔了軍閥，為國家而戰的公民兵變成了將軍們的雇傭兵。

羅馬擁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財富，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決貧富差距以防止國家分裂呢？史書歸罪于羅馬貴族生活奢侈天天辦宴會。這不全面。破產農民雖在羅馬城里四處游蕩，但他們畢竟有一張選票。羅馬執政官一年選一次，貴族爭相贊助大型節慶、角斗與宴會，就是為了爭取這張票。辦慶典總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貴族雖然富有，但年復一年的競選花銷仍然不夠用。很多貴族因搞政治而破產，凱撒就曾欠下一身債。因此，各行省的包稅商、工程商、貿易商、高利貸商就開始紛紛出面。財閥們往往兩邊下注，不光投資元老，也投資軍頭。前三頭后三頭之間的密約，沒有一次不是在財閥的牽線搭橋中完成的。財閥們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羅馬軍團，烈火澆油，將黨爭演化成內戰。五十年中的四次大內戰，將地中海變成了無政府狀態。混亂絕望中，羅馬人民最終選擇投票支持屋大維將共和變成帝制（前27年）。[13]

這并非他們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給他們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論不能解決人民的根本關切。如羅馬的貧富分化問題；如士兵們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問題；如腐敗的外省總督與包稅商勾結而得不到監督的問題。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未想過解決的辦法。試圖解決問題的反倒是軍閥們。例如屋大維設立軍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多頭依附中解脫出來；他還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級財務官替代包稅人。凱撒也曾計劃排干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數以萬計的貧農提供耕種的土地；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洲商業與意大利經濟整合起來。如果真能完成，會延緩日后的東西羅馬分裂。但羅馬“共和之父”西塞羅滔滔不絕地批判說，這些工程與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是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志[14]。

西塞羅半身像，西塞羅依靠雄辯術成為大律師，最終以法律領袖的身份贏得競選，成為第一個非貴族出身的執政官，一度被尊稱為“羅馬國父”。

不僅雄辯家們濫用“自由”，軍頭們也濫用“自由”。在軍頭們眼中，“自由”的含義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約。當某個派系在元老院占了上風，反對派就宣稱其“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布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軍隊，而私軍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迫害了自由，于是帶著高盧軍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團是屬于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成功后卻在鑄幣銘文中將自己刻成“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屋大維半身像，現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覽館，作為愷撒的財產繼承人，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制度建設，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斗爭的借口。

歸根結底，共和政治想要達成共識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羅馬早期“中等沖突”時管用。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沖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票決政治，只能是政治家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衛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