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領導者，沒有自恃政治力量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作為新政協的發起者，沒有搞一黨獨裁的點綴，沒有把自己的主張強加給別人，而是與其他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平等協商、共同決策，創建了聚合各方力量、協商建國、共享政權的開國之路。

　　先協商后決策是新舊民主的主要區別，中國共產黨保存并運用了這份寶貴的政治資源。周恩來說:“凡是重大的議案提出來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就包括這個新民主的精神。”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把“協商”看成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的重要內涵，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充分保障各階級、各社會力量最廣泛團結與聯合的新型民主。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協商民主實踐，主要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展開，同時涵蓋了各民族、各團體、各階層等社會各界、各方面人士，體現了民主的廣泛性，廣開言路、廣求良策、廣謀善舉，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得到最大限度實現。

　　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主要任務的協商，主要在香港、哈爾濱和李家莊三地同時舉行，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以及各民主黨派之間進行。1948年11月25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達成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

　　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具體參與者的協商，時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多方協商，費時達數周之久。毛澤東、周恩來經常參加討論。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李濟深、譚平山、蔡廷鍇、沈鈞儒、黃炎培等參加了這一工作，經過兩次籌備會議和八次常委會協商，歷時3個多月，最終確定參加單位為45個，最后確定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五個方面的代表名額共662人，其中黨派代表142人。

　　協商制定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各黨派經過反復討論和修改，廣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此外，對新政協名稱、新中國國名、革命勝利后民主黨派前途、國旗、國徽和國歌等問題，各政黨都進行了充分協商。

　　周恩來說:“新民主主義的議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決，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這其實就是新中國協商民主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和理念。

　　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實踐，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實行，就是黨派之間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制度安排，為新中國成立后多黨合作的有效運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