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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好醫生當一位好委員
全國政協常委 劉迎龍
劉迎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中心即北京兒童心血管病中心主任，1997年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2000年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2003起任全國政協常委至今。專業方向:復雜先天性心臟病臨床與基礎研究，關注方向: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及中國特色醫療體制探索。
從醫43年，主刀手術幾萬例，看著孩子們像一朵朵嬌艷的鮮花再次綻放，劉迎龍的喜悅勝于父母之心。當政協委員17年，執筆提案近百件，看到自己的一條條建議被落實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而惠及千萬百姓，劉迎龍感覺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于此。
■■用一生去守護鄉親們的健康
2013年12月25日一早，天還沒亮，劉迎龍和四位年輕大夫就已經開始在心外大樓四樓病房為遠道而來的孩子們看病。從六點半到八點鐘，他們先后為18位先心病患兒做了系統的體檢和診斷，幾個外地來的孩子當天就安排了住院。
像這樣，披星戴月來上班，劉迎龍已堅持了數十年。按照醫院的常規安排，劉迎龍一周出一次門診，掛15塊錢的專家號。作為國內小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最有名氣的專家，一周一次門診無異于杯水車薪，許多家長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就是奔著他來的。為了使孩子們看病更方便，劉迎龍親自與院里協商，在小兒心臟中心所在的四樓病房專門安了一個掛號系統，只收四塊錢的掛號費，這樣不僅減少了孩子們的看病花銷，還免去了家長來回奔波于門診與病房之間的煩惱。這就是一個個小天使在這里重振翅膀的綠色通道。
一系列方便措施的實施成效顯著，現在這個綠色通道和協助申請基金救助等幾項措施一起，被媒體譽為安貞醫院小兒先心病診治的立體化診療體系。其實，無論是創建綠色通道，還是構建立體診療體系，在劉迎龍心里，都和一種深沉而厚烈的情懷相關。這些便民措施的受益兒童大多來自外地農村，或是邊遠山區。而那里，正是劉迎龍魂牽夢縈的地方。
1969年，初中剛畢業，17歲的劉迎龍和15名同學來到內蒙古哲里木盟開魯大草原安家落戶。作為這個新家庭的集體戶戶長，劉迎龍帶領著兩名男同學挑起四個水桶，走遍全村。每到一家，老鄉就會往他們的一個桶里倒一點咸菜、往另一個桶里倒一大碗醬。就這樣，這幫大孩子才安了一個家。1970年的一天，劉迎龍接到公社秘書打來的電話。他騎著毛驢趕到公社一問，才知道由于自己的突出表現，他被推薦讀醫科大學。聽到這個信兒，劉迎龍并沒有天上掉餡餅那般喜悅，但他感覺，學醫真好。雖說下鄉還不到兩年，但劉迎龍對這個半農半牧地區鄉親們的困苦生活和缺醫少藥的狀況深有感觸。“不要說沒有錢，就是有錢鄉親們也沒地兒看病去。公社的衛生院就是兩間干打壘的房子，醫務人員只有一個從通遼衛校畢業的護士。”一次，劉迎龍親眼看到一個牧民老鄉趕著大馬車拉著一個孕婦到衛生院去，白天去的，沒到晚上就難產死了。為此，劉迎龍不知多少次徹夜難眠，看著病魔無情地奪走了鄉親們的生命，而自己卻無能為力，劉迎龍從此便默默地許下了心愿:用自己的一生去守護鄉親們的健康。
1971年至1974年，劉迎龍就讀于吉林醫學院醫療系。1975年，劉迎龍作為隊長和同學們組成醫療隊，到吉林省永吉縣巡回醫療。三年多，他們住在老鄉家、吃著百家飯，給老百姓送醫送藥。劉迎龍回憶，那個時候，毛主席所倡導的農村合作醫療的春風已刮到永吉縣了，但那時的合作醫療與現在的新農合不一樣，政府不出錢，農民拿兩塊錢形成互助，看病的掛號費三分錢。就用這點兒錢，劉迎龍和他的醫療隊搞了“三土四治”。自己上山采藥，自己做葡萄糖注射液、做柴胡感冒藥、元胡止痛藥，自己弄高壓鍋消毒，自己做蒸餾水。在今天看來，醫療隊這種自力更生行為，就是非法行醫，非法制藥，得堅決取締。但在當年，他們的土法子卻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2005年，劉迎龍以全國政協視察團成員的身份赴吉林省視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情況。他特意向團里告了假，回到闊別37年的永吉縣，回到半拉川、大河川、腰屯這幾個當年工作過的村子，仔仔細細地考察了他們的衛生室。“農村衛生工作有改進，但是改進不是特別大。”那次回訪讓劉迎龍一直放心不下。直到最近這兩年，劉迎龍在視察調研中了解到永吉縣和全國各地一樣，新農合已開展得如火如荼，他的心才漸漸寬敞起來。
■■放棄綠卡 因為祖國更需要我
1981年，劉迎龍到阜外醫院心臟外科進修，并于1983年考上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心血管外科專業研究生，師從朱曉東院士，主攻人工心臟瓣膜研究。對于心臟來說，瓣膜就像閥門，必須閉合緊密、不能返流，否則心臟就會擴大而危及生命。當時，我國還不能生產人工瓣膜，只能從美國進口，這一困境成了限制我國當時心臟外科發展的瓶頸。為了突破這一瓶頸，劉迎龍在朱曉東院士的指導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獲得了突破性進展，成功研制出了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人工瓣膜。為進一步深造，1989年6月28日，已經留在阜外醫院工作的劉迎龍，作為交換學者遠赴美國新澤西州ST.Joseph’S醫院心外科研修學習。
一年學習期結束后，同去的醫生絕大部分都想方設法留了下來。劉迎龍的美國導師布爾曼也對他說，“你是我接觸的中國醫生中最出色的一個，留下來馬上就能給你辦綠卡，你可以拿到每年5萬美元的薪酬。”美國的住院醫生制是從3.6萬美元開始，5萬美元相當于第三年的住院醫生，當了主治大夫后收入就更多。劉迎龍在美國的兩個老師都是業界的權威，一個年薪500多萬美元，另一個年薪300多萬美元，他們都很看好劉迎龍。
毫無疑問，留在美國，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會很優越。出國前，劉迎龍在北京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家，他的家蝸居在阜外醫院頂樓陽臺上搭建的一個鐵皮房子里，夏天最熱時能達到50度，而冬天只能生個火爐取暖。是回去繼續吃蘿卜白菜，還是留下吃炸雞火腿？很多美國同事的調侃對一般人而言，是個需要做出選擇的問題。劉迎龍卻未起半點波瀾。他腦海里一直回味著布爾曼的一次授課。布爾曼是個中國通，來過中國11次。有一回，在哥倫比亞大學，布爾曼講授“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醫療衛生工作”。說完古巴和蘇聯后講到了中國，他指著同去的劉迎龍說，這個大夫是中國最好的做心臟手術的大夫，他們的醫院等著住院手術的人有1萬個。哇，為什么這么多？臺下50多個學生都睜圓了眼睛。布爾曼說:“因為做10個和做100個掙的錢一樣，因此，人們不干。當然，這是改革開放前中國醫院和醫生的工作狀態。”同學們問:“那現在呢？”“現在發生了一些改變，大夫做10個和做100個已經有區別了。”同學們又問:“能差多少呢？”“能差10％。”布爾曼話音剛落，底下又是“哇”聲一片。
這堂課，雖然布爾曼導師講的都是實情，但劉迎龍聽得卻很不是滋味。在劉迎龍出國之前，我國每年只能做幾萬例瓣膜替換手術，卻有超過200萬患者在排隊等待。一位患者的丈夫曾為劉迎龍寫下一句話:十萬雙眼睛、十萬顆心。導師的課堅定了劉迎龍回國的想法。沒錯，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是落后。正因為落后，祖國才更需要我。1990年6月28日，在出國整整一年之后，劉迎龍毅然回到了阜外醫院。
迎接劉迎龍的，是事業上的又一次重大轉變。劉迎龍讀研究生時的導師、時任阜外醫院院長的朱曉東對他說，“我們的瓣膜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小兒先心病的治療，手術數量少、死亡率高，這個專業受苦受累收入低，但是卻又很緊迫，你去把這個事業做起來吧！”
編輯：羅韋
關鍵詞：劉迎龍 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