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年一度的“六一”兒童節即將如約而至，兒童的精神樂園也在廣泛關注中被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作為其主要載體之一的兒童文學目前發展情狀如何、怎樣的兒童文學作品才能做到開卷有益、如何引導兒童正確閱讀等，成為社會各界熱議話題。為此，本刊特邀北京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先生進行專訪。

　　做商業化浪潮中的精神舞者

　　問：當下國內兒童文學現狀如何？請結合創作、理論研究兩方面談談。

　　答：對于兒童文學的出版與流行，幾乎每天都在誕生著新的話題。舊有的兒童文學觀念正在受到嚴重沖擊，新的文學現象則層出不窮。出人意料的、使人感到實在難以把握的變化，既令人興奮，也令人困惑，甚至不安。無論是作家還是批評家，抑或是讀者，對這些變化都顯得有點無所適從。對這樣一個格局到底如何評價？對兒童文學到底如何界定？對那些新生的兒童文學形態到底如何命名？是讓讀者來左右文學還是讓文學來左右讀者？……中國兒童文學已經積累了太多問題，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們有些茫然。

　　當下兒童文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分化，最重要的分化大概還是兒童文學觀念的分化。現實環境日新月異，加之知識傳播渠道眾多而帶來的知識的極大豐富性，使我們對這個世界有了多種解釋的理論資源。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局面，各自在一種理論的支持下心安理得地進行著自己所認定的寫作。由于同一標準的被忽略、被打破、被放棄，分化也就在所難免了。在如此形勢下，兒童文學的獨立性正處于喪失的過程中，它已經不再可能像從前那樣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必須被納入商業化的原則之中。盡管人文學者們一次又一次地呼吁人文領域應當在商業化浪潮中保持它的獨立性，但這種聲音越來越成為裝飾性的聲音。兒童文學這一過去被看做凈土的園地同樣被卷入到這一浪潮中，并且使許多人切身感受到，兒童文學恰恰是創造商機的非常理想的物質、精神形態。比如《哈里·波特》的巨大商業利潤，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兒童文學所具有的天生的商業價值和巨大潛能。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究竟如何來面對商業化：難道商業化就一定是對兒童文學有害的嗎？巨大的發行數，不正是憑借商業化而得以實現的嗎？有沒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憑借或者利用商業化將優秀兒童文學作品送到更多讀者手中？商業化固然會對精神產品造成傷害，可是優秀的精神產品也可以通過商業化途徑比從前有更宏大的前途。現在，是到了考驗我們的良知、智慧的時候了。

　　問：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應具備哪些因素？

　　答：優秀的兒童文學要有道義感。文學之所以被人類選擇，作為一種精神形式，當初就是因為人們發現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凈化。人類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樣一部文學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些文學家。在現今人類的精神世界里，有許多美麗光彩的東西來自于文學。沒有文學，人類依舊還在渾茫與灰暗之中，還在愚昧的紛擾之中，還在一種毫無情調與趣味的純動物性的生存之中。

　　優秀的兒童文學應當是有情調的。人類有情調，使人類有了精神上的享受。這個物質的生物的世界從此似乎變了，變得有說不盡或不可言傳的妙處。人類領略到了種種令身心愉悅的快意，并最終找到了若干表達這一切感受的單詞：靜謐、恬淡、散淡、優雅……文學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幫助人類養成情調。“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文學能用最簡練的文字，在一剎那間，把情調的因素輸入人的血液與靈魂。一代代優秀的文學家，用他們格調高貴的文字，將我們的人生變成了情調人生，從而使蒼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躍成為可供我們審美的東西。情調改變了人性，使人性在質上獲得了極大的提高。而情調的培養，應始于兒童。

　　優秀的兒童文學應當充滿悲憫情懷（或叫悲憫精神）。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日，獲得了許多，但也損失或者說損傷了許多，如激情、熱情、同情等各種情感。在這種物質環境與人文環境中長大的兒童（所謂的“新新人類”）都已受到人類學家們的普遍擔憂。擔憂的理由之一就是同情心的淡漠（他們還談不上有什么悲憫情懷）。兒童文學就是要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而這當包括悲憫情懷。

　　給孩子以美的閱讀

　　問：當下國內兒童閱讀狀態如何？

　　答：現在的兒童閱讀現狀不太理想。現在有許多有遠見的教育專家、老師開始注意閱讀對于孩子成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這個圖畫世界大有要覆蓋甚至要滅絕文字世界之勢的今天。但現在更突出的問題并不是讀不讀書的問題，而是讀什么書的問題。現在的孩子手頭上都有一些書，但這些書有很大一部分只是滿足了小孩的一些低層次的欲望。如果在看到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的一些欲望之后還看到他們在如癡如迷地閱讀著，就以為閱讀作為一種行為或過程已經完成或實現了，這將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有些書與其讓他們看，還不如讓他們看看天上的太陽、月亮，因為天上的太陽、月亮也許能夠告訴他更多更深刻的道理。我曾開玩笑說，我們的先賢、大哲，比如孔子、莊子、老子，讀的書肯定沒有我讀的書多———他們那時實際上是沒有太多的書可供他們讀的，但他們讀了一本我們今人不讀或者忘記讀的大書，這就是天地人間。我并不是說我們不要讀書，而是說要讀書就一定要讀好書———必須讀好書。當下中國孩子的閱讀，差不多都是沒有引導的自在閱讀，這只是一種淺閱讀。簡單輕松的快樂取代了一切具有深度的感受和思考。這些淺文本所給予的，會在閱讀者合上書之后，如火熄滅一般，什么也沒有了。

　　問：您曾多次走進校園倡導兒童閱讀與寫作，給老師和孩子們做講座，基于哪些因素的考慮？

　　答：這些年我走進那么多校園，出于三個原因。一是有感于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的局限。中國高級知識分子高度集中在這個社會的最高之處，其聲音是朝向天空的，彼此之間，聲音來回震蕩，對他們來說，這些寶貴的聲音并沒有太重要的意義，但對下面的廣大社會而言，也許是十分珍貴的。我要將我的教育、文學、語文、作文及閱讀的理念，直接與中小學師生進行交流。

　　二是有感于中國中小學教育維度的單一化。各種教育制度，都有它的缺陷，西方也不例外。事實上，我們的大部分學校，只有一個教育維度：對學生進行知識灌輸。我進過無數的教室，多次看到教室的墻上書寫著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當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問題是，有沒有其他東西也是有力量的，也是我們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更為重要的？比如美、審美。我們究竟有多少時候將“美”與“力量”這兩個詞放置在一起過呢？

　　第三個原因就是我上面講的：現在的中小學的閱讀生態不理想。

　　問：對兒童而言，怎樣的閱讀才是有益的？您曾提倡個性化閱讀，為什么？

　　答：對于兒童閱讀，我有三個表述。一個表述是：書分兩種，一種是打精神底子的書，一種是打完精神底子之后再讀的書。對于孩子而言，這所謂打精神底子的書，簡單來說，就是那種大善、大美、大智慧的書。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它與孩子的認知能力是呼應的。它們的功能是幫助一個孩子確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觀、價值觀以及高雅的情調與趣味。但，當下中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來為那些孩子打底子，而用本來是打完底子再讀的文字來打底子了。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對于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或作者，需要檢討的，是我們這些學者、批評家，我們缺乏對這一閱讀格局的剖析與解釋，缺乏理論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鐘一般的提醒。

　　第二個表述是：書是有血統的。書分兩種，一種書具有高貴的血統，一種書則血統不怎么高貴。魯迅的書、《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夏洛的網》等，都是一些具有高貴血統的書。我并不是在說要將一切非高貴血統的書統統排斥在外，而只是說我們不能讓孩子沒有機會去親近那些具有高貴血統的書。那些具有高貴血統的文字與一個人的格調、品味有關，自然也與一個民族的格調、品味有關。

　　第三個表述是：書分兩路，一路是有文脈的，一路是沒有文脈的。地有地脈，文有文脈。這個詞充滿了玄學的意味，中小學生確實很難體悟其含義，但依然可懵懵懂懂地感覺到一些。